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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同文化到主导文化文化与国际社会的扩展英国学派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 “国际社会”作为英国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奠定了英国学派理论办公室的基础。不论是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还是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英国学派经典作家1都认为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共同的或单一文化基础之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共同文化可以使国家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更为容易,从而促进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共同的文明因素可以增强国家间有关共同利益的观念,从而使得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进而接受共同的规则和制度。(1) 在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基础的共识性概念,“国际社会”早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无论是现实层面的世界多种文明共存互动,还是在规范层面的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命题,2都预示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英国学派经典作家所宣称的共同文化或共同文明的基础。由此,英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现实冲突成为学术探讨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的假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的国际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基础?如果不存在的话,“国际社会”出现的基础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文明基础或共同文明基础 英国学派经典作家们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共同文化或共同文明基础。然而,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社会形成时的文化基础也经历由共同文化向主导文化的变迁,英国学派的上述认知体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特点。 (一) 国际社会的界定 马丁·怀特认为,现代的国际社会产生于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初仅限于西方基督教地区,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原来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逐渐成为该体系的边缘成员。此后,属于非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如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日本等,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该体系的成员,并在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上得到法律的认可。3通过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国际社会进行比较,例如,希腊国家体系、西方国家体系和中国早期国家体系,怀特确信历史上的国家体系(国际社会)4都是建立在同一文化基础之上的。同国际社会一样,怀特没有界定文化的确切含义,但在他所说的文化似乎包含了语言、宗教、血缘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因素。5怀特的国际社会单一文化论建立在历史经验的比较基础之上,虽然他注意到国际社会扩展成全球国际社会之后可能导致共同文化缺失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怀特并没有对扩展后的国际社会及其文化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6 赫德利·布尔深受怀特的影响,继承并丰富了怀特的理论思想,相对于马丁·怀特在理论论述中的闪烁其词和定义上的漠不关心,布尔的阐释无疑要明确和精确许多。布尔明确界定了国际社会和国家体系的定义,并在论述中持续一贯地将自己归为理性主义(格劳修斯主义)思想传统,在理性主义的知识谱系中讨论国际社会。7布尔认为,国际社会的思想经历了过去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最初为基督教国际社会,在经历了15、16和17世纪的沿革之后,出现了欧洲国际社会。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欧洲国际社会在20世纪出现了世界性的国际社会。8如果从时间维度做一个确切的划分,则可认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始于15世纪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终止于20世纪中叶现代非洲和亚洲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曾经的殖民地摆脱了欧洲列强的兼并和统治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9布尔认为,15世纪的基督教国际社会毫无疑问存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形态,那就是基督教价值观念,人们的行为受到神权法、世代相传的风俗和惯例、教会法和自然法等约束和制约。18和19世纪的国际社会其价值观和文化形态为欧洲文明或价值观,约束的规则也由自然法、神权法让位给了实证国际法,国际社会的制度尤其是均势原则在拿破仑战争前后,在实践的层面(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规范层面(兰克的论列强思想)得到确立。布尔认为,对于形成20世纪的世界性国际社会的认知,人们基本已经淡忘了国际社会必须要有一个特定文化或者文明为基础的观念。但他接着强调,假定当今的国际社会还存在着一个文化基础的话,那么所指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确切地说,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那么,什么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他认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除非将其界定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文化。10同时,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未来大概要取决于一个世界性文化能否得到顺利地维持和发展……这个世界性文化,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一样,有利于西方主流文化。”11(布尔的国际社会类型、行为规则、如何加入国际社会、成员和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的分布参见表1)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方面,与布尔观点相近的还有亚当·沃尔森(Adam Watson)。沃尔森认为,任何一种国际社会都源于一个主导文化,西方文化可以输出到非西方国家,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