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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纯的科学与近似科学科学的边界问题解读斯蒂芬·罗思曼对还原论局限的阐释 一、 西方理性思维模式的历史成因 在新的意义上，西方的现代科学继承了哲学的概念（约公元前460-370年），并在公元前尽量减少了对上帝的冲突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独特的科学风格（1）。还原论,作为传统西方思维“拯救现象”的标志性方式,不但奠基了自牛顿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而且还奠基着西方由古至今的主要理性思想或视域———寻觅最基本的、终极的原子规律或概念,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定论方式解释所有现象。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典型的西方理性思维模式不仅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理想和理性范式,而且也是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思维追求的理性极致。绝对的机械理念,试图寻求绝对的精确和精密,并且充分地相信完全可以达到。特别是在我们熟知的牛顿时代,公认通过计算和实验可以建构出绝对科学的理论。当人们把这种机械“原子论”的还原论思想推崇和信奉到了极致时,他们也同时把自己推到了极端的尴尬境地。构建理论的地基预设从根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以致整个大厦面临轰然倒塌的宿命。亚历山大·柯瓦雷(A.Koyre)在对牛顿思想的研究中就揭示了这一点。牛顿寻求设计机器般的精确,结果追寻其最终的理论支撑却是无法精确的。原子的终极状态始终都是一个谜,原子的“旋涡”运动包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时至今日,科技迅猛发展,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和结构主义等相继出现且争奇斗艳,绝对的机械理念思维趋势已大为改观———确定的因果性理解已经被颠覆了!寻求终极的规律或概念的迷梦被打破,决定论的方式的局限不断显露,取而代之的是更贴近实际的相对论方式慢慢盛行。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首先质疑原子论、还原论思想,使西方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提出了其对因果性问题的见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和相对论也在不断反证着原子论、还原论的局限。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g,1889-1951)也从前期的还原论思想(如原子论、原子命题等理论)转入了整体论维度(如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等理论)。绝对的、纯粹的科学可能存在吗?人们开始质疑于此。 二、 理论模型与实验方法的关系 近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建构于实验基础之上,通过实验得出实验者期望的实验结果,通过实验结果来肯定性地证明理论假设的绝对科学性和正确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集中以“实验”这个主题来展开我们的论证。让我们先来看看斯蒂芬·罗思曼是如何通过对“实验”的阐述来论证绝对科学、纯粹科学的不可能。罗思曼这里所指的实验,主要是“那些试图在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中对传输过程的发生所给予的描述,即那些意在对细胞传输过程提供至今尚未出现的、动态性证据的实验”。在该章中,作者于篇首即提出“如果人们不认可某种方法,那么他们也不会在实质上取得一致意见”。在笔者看来,不同的实验方法和参变量的设定很可能得出不同的实验结果,并且实验者对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也或许会甚不相同,那么实验者们也就很难在实质上取得一致意见。接着斯蒂芬·罗思曼指出了很难在实质上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症结所在:“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实验与囊泡理论所设想的关于细胞传输过程的特殊的机制体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实验的设计和解释都依靠的是那种特殊的机制体现,而不是独立于它们。从实质上看,那些研究者首先假定囊泡理论是先验正确的,然后他们再通过实验方法去证明这些假设。但是,如果这个理论在一开始时就被假定是正确的,那么它要么实际上便不是一个理论,要么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如果它是一个理论,那么实验便无法提供证据对它给予证明。”这里的关键点是“实验”与“设想”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对于一个理论假定,它存在两种可能:若它必然正确,则事实已然明摆着,无需实验重复,也无需科技证明,确切地说它是事实而非理论;若它是理论,只是假定它是正确的,而实验又是基于此假定,则怎可以用基于自己的实验结果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呢?这是有悖逻辑证明和理性推演的。用自身证明自身,那得到的当然永远都绝对是确证。因为实验不可避免地是与实验者的理论设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际发生的真相:证据被后验地使用,以证明那些实验及其对实验所作的先验的解释”。实验的设置有了先在的功利性前提,即是为了确证实验者的理论假设,实验结果只是实验者所期望和想得到的结果而已。绝对的、纯粹科学的探求动机成分没有了。这样的行为是危险的。“那些创立囊泡理论的科学家其实一直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即把动态的功能性模型仅仅架坐在静态的显微镜照片上。科学家不但意识到这种方法的危险,而且更广泛地认识到传统的组织学方法的局限性,即那种从结构推测功能的局限性,因此已经使得他们发展出了许多试图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改善了的实验方式”。这里“动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