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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与信德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 协调思维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以古代充当近代或把现代说成古代, 就会造成混淆和混乱。 一 中国的神之“德”与“神” 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求神人的和谐。 人类社会的原始期或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 “信仰”即是构成文化的要素。通过祭祀以求神的福祐, 达到神人关系的和谐, 成为文化的重要内容。据考古发现, 中国距今约四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遣址中, 大规模的“宗教”性祭祀和反映以“神权” (祭祀权) 独占为主的礼制文化, 就成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代 (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 青铜器成就辉煌, 主要亦是祭祀用的礼器。殷人“有册有典” (发明和使用文字) , 文化比以前诸国高出一个时代, 但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对祖灵的卜问。殷人对祖灵的祭祀, 如此隆重和频繁, 以至几乎无日不祭, 无事不卜。殷周改朝换代, 周武王伐纣取得胜利, 引起思想观念的的深刻变化, 提出了“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的新观念。这个新观念亦是围绕神人关系而建立的, 认为皇天上帝不再是喜怒无常的, 亦不再是一个氏族的神, 而是“有德”的超氏族的神;任何氏族头领只须努力修德、敬德, 都可以得到“天命”, 成为统治者。“德”的主要内涵是德政、惠政——对“民”的生命与生养的关心。《尚书》中, 《康诰》、《召诰》这些西周早期文献, 反复告诫统治者:“我不可不监于有夏, 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惟王其疾敬德。” (《书·召诰》) “唯此文王, 其德克明…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孙子。” (《左传》) 意思是说:要吸取夏桀和商纣王暴虐无道、国家灭亡的教训, 好好地实行德政, 如此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子子孙孙长久地享有政权。这些, 都可以说是求神人的和谐。 《左传》这部书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大量政治文化史科, 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亦是人神关系。如桓公六年 (公元前706年) 随国季梁说:“所谓道, 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 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表现的是一种在神学思想包装下的民本思想。庄公三十二年 (公元前662年) , 史嚣说:“虢其亡乎!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神,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认为“神”是全善的, 正直无私;又是全能的, 聪明, 能洞察人间一切善恶。但其赏罚是人自己的行为决定的。僖公五年 (公元前655年) 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 惟德是依, 神所冯依, 将在德矣。”求神的福祐, 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自己修德, 实行德政。 中国的神人关系的特点没有向西方式的神人对立、神与自然对立的“神本”方向发展, 而表现为天人合一:一方面是上帝与自然合一, 神性寓於自然, 自然含寓神性, 另一方面是天和人不隔, 天德即是人德 (人不是基督教讲的“原罪”) 。以后当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和行政“月令” (以《礼记·月令》为代表) 盛行时, 君、政府和民每季每月的饮食起居、为政、生产、生活都按时令的规定进行。春不杀生, 不杀卵, 不战争, 不决狱、不伐木等等, 一方面认为, 这是根据春夏秋冬运行的自然规律, 取得人和自然的和谐;一方面亦认为, 它们同时是由“五行之官 (神) ”所分管的, 如此才能不招致神怒而“时和年丰”。这使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加富有人文的内容。 “五四”以后, 现代人常常忽视古代人的这一信仰背景, 谓天人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思想的实际情况的。 二 从“人治”到“法治” 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起, 国家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决定力量。对国家形成与起源的看法, 决定着不同的政治取向, 也决定着社会和谐的不同思想路线。 儒家继承“天生蒸民, 作之君, 作之师, 使司牧之”的观点 (《左传》) , 讲君权神授, 认为君的权力来源是“天”。君受天的使命统治百姓, 职责是对民的“养”和教育。有如放牧牛羊一样, 要倍加爱护、照顾;一旦君对民暴虐, 予取予求, 成为独夫民贼, 人民就可以变置社稷, 易姓革命, 以重新恢复君民的基本关系。所以求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安定, 寄托在君对民的教与养。这是孔孟这派的观点。荀子与法家认为, 社会生产之财物少而人口多, 不能平均地滿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求, 这是社会内斗的根源。国家政权就是为了保证社会不内斗、有组织、能“群”而成立的, 目的是团结一致、发展生产、战胜自然 (所谓“大天而思之, 孰与物蓄而制之。”即制服自然) 。故君权的来源不是“天”, 而是社会与人。在国家与和谐观上, 这是一次革命。 按荀子的观点, 社会要能“群”, 要依靠“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的等级制度之建立。荀子说:“圣也者, 尽伦者也。王也者, 尽制者也。”“伦”就是“伦类之理”, “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