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长江中下游的小刀会之争.docxVIP

太平天国与长江中下游的小刀会之争 太平军和清军长期在长江中下游作战，对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正常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期间，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废弃和一片混乱。以致“一望平芜, 荆榛塞路”, “终日不见行人, 百里不见炊烟”, “桑枯蚕死, 寂寞荒凉”, “家家有饿孚, 户户断炊烟”。清军竭力镇压太平军, 到处烧杀抢掠, “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 其烧杀抢掠之惨, 实较贼为尤甚”。战乱使大批难民流入上海租界, 界内华人由1853年的500人激增到1862年的50万人, 最多时竟达7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但不乏有江浙富商、衣冠右族。各种各样难民云集为上海租界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不仅大大拓展了劳动力与消费市场, 而且为金融业、房地产、商业蓬勃兴盛带来了资金。诚如姚公鹤在《上海闲话》所描述的那样:“太平天国之发难, 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 故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 于是远近避难者, 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此为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以上海襟江带海, 复经外人之竭力经营, 共商发达, 输运便利, 其足以吸收全国之商业固已。然无吾国数次之乱, 其效果亦决不至是”。 一、 商业汇划体系的建立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扩大了上海钱庄的资金来源。首先太平军从广西、湖南北上, 受其影响, 地处长江中游的汉口最早出现资金向上海流动的趋势。“该处外国银号已移来上洋, 华商货物亦运往此地”。当时汉口富裕的银钱业, 由于受到战争冲击, 也迁到上海。随着太平军挥戈东向, 江浙一带旧式典当、盐运商等富商大贾为躲避兵锋纷纷携带巨资移居沪上, 特别是流向北市的租界, 以取得洋人的庇护, 由此引起了大量资金在短时期内进入上海。在浙西“不但无殷实之家, 且多人无户绝”。在淮南“运商四散, 盐商亦皆逃亡”。这些大户逃到上海后大多重操旧业, 从事金融钱业的经营与商业活动。如苏州富绅程卧云到上海时携银1×105两白银开设钱庄, 柳兆熏逃到上海后也做银洋投机生意, 因此租界钱庄数量大增。据统计1796年南市有钱庄78家, 北市没有;1858年时南市有86家, 北市有34家;此后北市数目超过南市。 同时“昔年票号皆荟萃于苏垣, 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 资本无此时巨, 专以汇兑为交易不放长期。军兴以来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 是以存货日盛, 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 其放银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 同时太平天国起义后, 以汇兑官款为主要业务的山西票号在上海的分号由寥寥数家增加到24家。他们把所吸收的巨额官款投放于钱庄, 成为钱庄流动资金新的来源, 给钱庄业注入活力, 使钱业活跃起来, 与租界钱庄票号畸形繁荣形成对比的是南市商业受战争的影响而凋零, 钱庄也随之衰弱, 这就使得上海钱业布局由此前的以南市为中心, 逐渐异变为以北市为中心。后人追溯上海金融业发展时评述道:“租界之钱庄当时均系避沪官绅所开设”。 受太平天国军事活动的影响, 1860年以后上海钱庄放款的区域扩大, 业务量大增。上海钱庄原本以临近地区放款为主, 战乱后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例如汉口钱庄因战乱转移后, 原向汉口借款的四川商人, 直接向上海钱庄借款, 然后在上海购买洋货运回四川销售。此后四川商人一直依赖上海钱庄的长期放款, 作为资本周转的主要渠道。随着放款区域的扩张, 上海钱庄亦开始从事商业汇兑, 发行上海至镇江、汉口、湘潭等地的票号, 由商人携往内地购货。尽管清季山西票号独霸中国汇兑市场, 然而上海钱庄在短促的商业汇兑上, 也有一席之地, 并且初步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功能。此时兴盛的钱庄也在各方面为近代银行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对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具有积极的影响, 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新式银行出现后, 在相当时间内仍不能完全取代钱庄的功能。 在钱庄营业中, 传统庄票与国际汇票的汇划关系建立, 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也使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钱庄的营业主要是以传统的票号作为内外贸易资金流通的工具。操作大体是这样的: 华商向洋行定货, 洋货运来后, 华商将所提货物之货价, 以规元折算, 委托钱庄以庄票交付洋行, 洋行出提货证, 连同庄票送交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对庄票审核后, 即收入某洋行之帐户, 再由银行出一提货单送交堆栈, 后者通知华商提货。同时银行将收入的庄票, 按照规元折算成洋元或汇票, 或载入某洋行之帐户, 或直接支付给外国出口商。反之, 洋行向华商采办土货, 则付以外商银行的支票, 经银行转交钱庄代收, 同样以规元折算成银钱或庄票, 支付各华商。由此可见, 传统庄票与国际汇票之间汇划关系在钱庄营业中建立起来, 这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化金融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提供了基本的操作工具。 上海钱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怡和、宝顺、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