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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也是人情债 人情的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人得了便宜，也有不少人 到处碰壁，人情社会到底弊大还是利大？ 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 的。至于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原理产生的，亦即 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 的。因此，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 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 的界限（与不认识的人，又当别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 人际关系，就淡薄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 自独立之后，可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们之间感情特别好， 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 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言之，一个人可以 自由选择与出身的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 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 隋设计， “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我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 朋友之间，也是将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 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友情 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 方不愉陕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 “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 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 （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 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儿亏也无所谓。但是，偶尔也会 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限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 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 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 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 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相 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 起中国人来罕见得多，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 恩惠者自己做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性的、不经 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 往是作为自己对人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 因为，一来，他们很怕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 控制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 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主，非到 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 恩惠吗？” （ CanI ask you a small ？fa）vo或r 者：“你能腾 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a few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 外”。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 得开。有些中国人到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 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过分地“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 不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 自己绑住之类。因此，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 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 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对方未经你同意，却用一点儿你没有要求过的小恩小惠强加在你身上，将你套住，然后要你替他办事。这一招，通常只能施展在海外来的“同胞”身上， 用在西方人身上就碰壁。有些中国人以为用“人情攻势”就可以要求西方留学生替自己办事。结果，纵使只是举手之劳， 后者却不一定肯去做，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原则问题――任何不经自己选择的、被强加于己身之事，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来自外力的摆布。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种摆布。 因此，从以上种种实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里“你 之中有我，我之中也有你”的“二人”关系，是一种类似“文 法”规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