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科研机构创新保护机制的扎根研究.docxVIP

? ? 新型科研机构创新保护机制的扎根研究 ? ? 　　doi：10.3969/j.issn.1000-7695.2017.24.002 　　1 研究背景 　　国内新型科研机构的产生开始于高校地方研究院，经过多年发展，在全国范围特别是东部和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扩展开来。这一崭新模式对于克服传统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的“组织失灵”“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型科研机构以科技创新与金融协同为核心，结合空间载体建设、打通缝补创新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助推“双创”的伟大事业中，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1]。 　　由于在组织目标定位上，新型科研机构肩负科技研发和创新创业两项使命，因此企业普遍关心的创新保护和创新收益占有问题对于新型科研机构同样重要。而新型科研机构的创新具有高知识密集度、高互动性、高系统性等特点，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从总体来看，新型科研机构处于初创期，在实际运行中，其发展常受到体制、运行机制、利益分配及人才流动的制约，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难。现有研究大多从身份认定、政策建议等方面入手，寻找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本文试图在已有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外部条件下，提出新型科研机构如何保护创新成果、获得创新收益的问题，这也是现实中新型科研机构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2]。 　　现有关于创新保护的经验研究大多以制造业或技术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针对新型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具有理论生成特点，本文将扎根理论方法应用于特定的管理情境，通过对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对质性资料的深入分析、比较和挖掘，归纳提炼出相关结论。 　　2 理论回顾 　　2.1 不同视角的创新保护研究 　　创新保护方式的讨论早在1959年和1962年分别由Nelson[3]和Arrow[4]609针对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提出“独占性”(appriopriability)的概念——从创新投资获取回报的能力或可能性；之后，Teece[5]在其PFI(profit from innovation)框架中提出“独占性制度”(appropriability regime)——除企业自身与市场结构因素外，创新者从创新中获利能力的环境因素；Levin等[6]提出“独占性机制”(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企业保护且独占创新回报的能力。所有的保护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正式手段，包括专利与版权等法律规定的产权制度；二是非正式手段，如技术机密、先行者优势等所导致的锁定效应等。其中，知识产权是被研究最早、占据重要地位的保护工具。 　　2.1.1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一种被法律赋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的财产权[7]，这基本是早期创新保护研究的全部主题，包括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置及其对创新的影响。其中，对专利的研究文献最为丰富，包括：专利对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正反面影响[8]，专利制度合理的保护范畴、时效和强度[9-10]，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中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是否合理[11-13]，等。总体来看，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在鼓励创新、增加创新投入方面作用积极[14-17]。所以，知识产权一贯被认为是企业排除创新模仿的重要工具，也是藉由创新获得竞争优势的制度要素[18]。 　　然而，专利在保护创新收益的作用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专利不是有效的保护工具[18]，受到很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如地区、国家、产业以及企业性质、规模等[19-22]。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达到收益的垄断预期，新的研究视角被陆续引入创新保护领域。 　　2.1.2 隔离机制 　　企业资源观学者提出隔离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分为阻止模仿(impediments to imitation)和先动者优势(early mover advantage)[23]。前者是阻止对手模仿优势能力和资源，如法律限制(专利、版权)、规模经济等市场能力、因果模糊性等技术性模仿壁垒；后者是一旦取得优势地位，通过正反馈不断扩大相对优势的隔离机制，如声誉和组织形象、客户转换成本、网络外部性等[24]。 　　区别于法律视角，隔离机制理论认为创新是获得超额利润的特殊资源，而不仅仅在产权上建立起保护壁垒，因此这一观点对创新保护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隔离机制立足于资源带来的不可模仿性，未涉及企业的保护战略和行为问题。 　　2.1.3 从创新中获利(PFI)和独占性机制 　　Tecce[5]在PFI框架中提出3个影响创新收益获取的关键因素：外部独占性制度、互补性资产和主导性设计，建立了用以解释创新与获利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为创新保护问题研究提供了系统而全新的视角。此后的研究对PFI框架做了很多完善和拓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