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案例分析：强生案例续篇.docxVIP

强生案例续篇 为了阐述社会对一个公司的看法的重要性，我们接着第1章泰拉诺尔案例进行讨论。泰拉诺尔占有镇痛药市场37%的份额，是市场领导者。超强力胶囊的回收使泰拉诺尔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据估计，损失将近80%。强生报道说他们1982年采取的保护公众的主动行为使公司损失了1亿美元。公司处理这次危机的公开态度保持了公司多年来建立的信任。强生迅速地认清了问题，用高层主管的才智积极地处理问题，并且迅速开始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工作。公众认识到，公司将公众安全摆在财务考虑之前。这一点再加上巧妙的市场营销，使泰拉诺尔复活了。到1985年底，泰拉诺尔的市场销售额达到了新的高峰。 1986年2月9日，有人发现纽约州扬克斯(Yonkers)的一名年轻妇女死在床上。她前一天晚上服用过两颗超力泰拉诺尔胶囊。这两颗胶囊内掺有氰化物。泰拉诺尔的恶梦重演了！这次中毒事件十分令人费解，因为为了对付早先1982年出现的中毒事件，已对药瓶进行了三层密封。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伯克立刻取消所有胶囊装的泰拉诺尔的广告。2月13日，又一个被下毒的瓶子在扬克斯市的一家药店里被发现。这瓶药明显地被掺过毒。强生建立了一个由高级主管们组成的危机处理小组来对付此事。举行会议时，伯克认为“没有任何包装是可以阻止掺毒的，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包装。”2月16日，公司决定收回所有泰拉诺尔胶囊，并停止所有胶囊装的药品在药店里出售。 泰拉诺尔马上经历了第二次快速复苏。五个月内，市场份额重新回升到原来的90%。第二次中毒事件发生一年后，强生重新成为药店出售的止痛药的领导者。强生相信帮助它保住公众的信任和信心的因素有许多。除了将公众安全放在首位之外，公司还与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委员会(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联邦调查局以及各州和各地区政府当局出色合作。此外，它通过800收方付费电话、上千的邮件、无数记者招待会以及媒体采访保持与公众的公开交流。最后，公司以无条件和免费的方式收回了所有胶囊。公众的信任是靠迅速、关切的行为来保证的。公司在两次危机中都保持了公开的交流。免费药品替换使顾客受到公平的对待，因此没有落入公共策略行为的陷阱。这两次下毒事件对法规的唯一影响就是《联邦反投毒法》加大了惩罚的力度。 英特尔奔腾芯片 林奇堡学院的数学家托马斯R·奈斯利(Thomas R. Nicely)教授花了几年时间进行计算数字理论的研究。这是一项纯数学领域的研究。他试验写一种计算机编码，以便计算到一个非常大极限的所有整数中的质数、两倍质数、三倍质数和四倍质数。他在编码中建立了许多检验程序，以便能对比自己的结果和某些已发表的数字。 1994年6月13日，奈斯利发现他检验出的数值与已发表的数字不符。经过大量的寻找错误根源的检查，他在10月22日那一周开始将问题分离出来。他的检查表明，奔腾芯片的浮点元件（FPU）是问题的嫌疑犯。他联系了他用的那台计算机的制造商以及英特尔公司(Intel)。他们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进一步用其他使用奔腾芯片的计算机测试，结果以前的错误重复出现了。1994年10月30日，奈斯利向一些人和机构发出了一份E-mail信息，请他们在其他奔腾计算机上证实一下他的发现。 作家安德鲁·舒尔曼(Andrew Schulman)接到此信息的一份拷贝后，把它寄给Phar Lap软件公司总经理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M. Smith)进行确证。Phar Lap公司确认了缺陷后，史密斯将奈斯利教授的电子邮件发给了英特尔和几家编译软件公司。他还将它登在了Compuserve的Canopus论坛上，请其他人来确认缺陷，以了解它涉及的范围有多广。他在24个小时以内收到了10封确认信。《电子工程时代杂志》(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的记者亚利克斯·沃尔夫(Alex Wole)在电脑服务论坛上读到这则消息后立刻开始就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11月7日的那期杂志上。沃尔夫发现，英特尔在年中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奔腾浮点元件进行了称为掩饰变化的改进。他引用了英特尔奔腾工程经理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在90亿到100亿个操作数对中才出现一次。”英特尔没有改变整除设计，也没有将升级的芯片与有问题的芯片作标记进行区别。 行业分析家估计，到公众得知芯片的问题时，英特尔已卖出200万个有问题的芯片。但英特尔和计算机制造商继续销售有毛病的芯片和装有这种芯片的计算机。英特尔称，普通用户永远不会遇到这种错误。它承认一些科学或工程领域的专业用户会受到芯片缺陷的影响。公司提出与这些人一同解决这个问题。 1994年11月27日，因特网上登载了英特尔总裁安迪·葛鲁夫发布的一则消息。他说，奔腾比历史上所有其他的芯片都经受过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