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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十五国风起源地考 　　周南、召南 《诗经》十五国风起源地考 　　关于“周南”、“召南”二部分诗产生的地区及“二南”的具体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仍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我们从“二南”本身找内证，分析前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二南”绝大部分诗是来自江汉之间的一些小国，有少量诗篇也远及原来周公旦和召公奭分治的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1]。因此“二南”诗的产地大致说来，包括今河南洛阳、南阳和湖北郧阳、襄阳等地区[2]。 　　至于“南”的含义，根据甲骨文，证之以古代典籍，“南”原来是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名称(《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后来才演变为一种地方曲调的专名[3]，古书称作“南音”。“南”这种曲调最初盛行于江汉流域，以后才逐步影响到附近北方的地区。“二南”中的诗就是用“南音”演唱的歌词，自汉以来，虽然“声”渐渐失传了，但是“南”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 　　同时“南”又是方位之称，在周代习惯将江汉流域的一些小国统称之“南国”或“南邦”、“南土”(《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 大雅·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等，所以诗的编辑者便将采自江汉流域许多小国的歌词，连同受“南音”影响的周、召一些地方采来的歌词，命名为“周南”、“召南”，以与其他十三国风在编排的形式上整齐划一。《左传·隐公三年》记君子的话说：“‘风’有《采蘩》《采蘋》。”，此二诗均属“召南”。可见“二南”属于风诗，与其他国风一样是地方曲调[4]。 　　“二南”绝大部分诗是西周末东周初的作品，旧说以为是文王时期的诗，那是没有根据的。 　　[1]据一些古书记载，西周建国前后，周公旦、召公奭曾分陕而治，周公统治陕东地区，召公统治陕西地区。这里所说的陕，不是今陕西省，而是河南西部的陕县。 　　[2]有人根据《召南》的《江有汜》中的“江有沱”、《草虫》中的“陟彼南山”、《殷其雷》中的“在南山之阳”等句，误认为召南地区远及川东和陕西的西安之南，这是错解了“沱”与“南山”所致。沱，《毛传》训“江之别者”，即长江的支流，系泛指，非确指今四川的沱江;“南山”也是泛指，非指今陕西的终南山。因此，把“召南”的疆域扩大到川陕一带，恐未确。 　　[3]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释南》中说：甲骨文“南”字，“本钟鐻之象形，更变而为铃”。“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当亦以乐器之名，孳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之类耳。”张西堂在《诗经六论》中据此进一步说：“南是一种曲调，是由于歌唱之时，伴奏的是一种形状象“南”而现在读如铃的那样的乐器而得名。南是南方之乐，是一种唱的诗，其主要的得名的原因，只是由于南是一种乐器。” 　　[4]有人认为“二南”在分类上应当独立，与“风”“雅”“颂”并列，所谓“四诗”，这是不妥当的。 　　邶风、鄘风、卫风 　　经前人考定，邶、鄘、卫都是卫国的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听了鲁国的乐队歌唱了“邶、鄘、卫”以后，评论时便将此三诗统称之为“卫风”。可见他是把“邶鄘卫”作为一个整体，以区别于其他国风的。 　　邶、鄘、卫都是古国名。据说周武王灭殷以后，便将纣的陪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北)附近地区封给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并将其地分而为三：北为邶(今河南汤阴东南)，南为鄘(今河南卫辉东北)，东为卫(今河南淇县附近)。武王并派他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守卫这三个地方[1]，以监督武庚，号为“三监”。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执政。管叔等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并嗾使武庚叛乱。于是周公率兵镇压，杀死武庚与管、蔡、霍等，接着又合并三地为卫[2]，连同原殷民一起封给康叔，建都沬(今河南淇县)，号卫君。 　　卫国自康叔历十三世至献公，自后便国力日衰，内乱不息。到懿公时，更加腐败不堪，公元前六六零年为狄人所灭。后来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残部南渡黄河，文公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重建卫国。《鄘风》的《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二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 　　邶、鄘二地早已并入卫国，为什么卫诗还冠以其名呢?自汉以来议论纷纷[3]，没有定论。近人一般认为，因卫诗有三十九首之多，近风诗的四分之一，所以编者将部分诗编入邶、鄘之下，但是这一说法仍有疑问。查今本《诗经》，邶诗十九首，鄘诗十首，卫诗十首，为什么分得如此不平均呢?这很难说编者只是偶然为之，而无别的原因，因此这一说法仍属于猜测罢了。 　　邶、鄘、卫三诗大部分难以确定具体时代，大致说来西周末东周初的诗居多数。 　　[1]司马迁在《史记》的《鲁周公世家》与《卫康叔世家》中，只说到派管叔、蔡叔监督武庚禄父，未提及霍叔。同时周公镇压武庚叛乱以后，也只说“杀武庚禄父、管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