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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相关疑难问题研究 　　摘要：在阐述污染环境罪的内涵基础上，分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不明确、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不清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等司法实务中适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完善建议，即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内涵与标准，突破污染环境罪设置危险犯，从而解决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竞合困境，认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因果关系;疑难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5-0063-03 　　环境保护问题一直是我国立法、执法工作的重点议题，将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各国刑事法律规范发展的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将《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更改为污染环境罪，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随后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进行明确，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指引。立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扩大了犯罪打击的对象范围，而且在法益上也进行了调整，入罪门槛也降低了，这有助于打击环境污染行为，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本罪的界限不明确，造成适用的混乱，“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不明确、客觀既遂形态理解存在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也不利于司法公正。本文在对污染环境罪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以期在司法实务中清晰认定污染环境罪。 　　一、污染环境罪的内涵 　　《刑法修正案（八）》改变以往的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采用单独明确的具体罪名对污染环境的行为予以规制①。目前理论界对污染环境的内涵并未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因文化背景、价值观等的差异对污染环境罪的内涵存在不同的表述。从《刑法》第338条的规定看，污染环境罪的界定需要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入手，主要是指违反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向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发生人身、财产损害，情节严重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 　　二、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务中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不明确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并未明确其既遂的形态，在修正案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果犯，将重大环境污染的后果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污染环境罪删除结果的要件，而采用“严重污染环境”作为定罪标准。2013年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十三项标准，2016年的司法解释在2013年的基础上重新规定十八项标准，从司法解释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入罪标准的整合上看，第一项至第八项采用列举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描述，并辅以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数量的方式进行标准的明确;第九项至第十七项依然采用列举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标准进行规定，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前面八种属于行为犯性质，后面的九种为结果犯的性质。我国的《刑法》对于罪名的描述或者是对于犯罪的评价，并没有规定该罪为行为犯又规定为结果犯，但是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将该罪行的构成要件——“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既规定行为犯也规定结果犯，这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导致司法实务中出现法律适用不严谨的现象。这种二者兼有的犯罪描述与评价模式不利于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与防范。这种企图借助穷尽列举的入罪标准阐述方式，体现出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认定的不足，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援引与适用。 　　（二）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界限不清晰 　　从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上看，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认定容易出现混淆，虽然从犯罪构成上看两罪存在一定的区分，如犯罪客体上，前者为环境保护法益，而后者侵犯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从客观方面看，前者主要表现为破坏环境的行为，后者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二者却容易出现分歧。如在江苏盐城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借助典型案例阐释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想象竞合关系予以承认，法院采用两罪量刑轻重的方式而最终选择投放危险物质罪，开启了国内首例将企业违法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导致后续的许多司法案例参照盐城案的判决模式，使得适用罪名出现混乱。如山东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某、史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案件中②，一审鄄城县人民法院认为行为人向黄河排放废液的行为对黄河沿岸居民的安全造成损害，而将案件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存在定罪错误，认为行为人排放废液的行为超过山东省污水排放标准，属于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污染环境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