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政治文化传统.docVIP

20世纪文学政治文化传统 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北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文学就积极发挥教化人心、讽刺政治、反映疾苦、维护封建统治等方面的功能，文学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士人是整个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个阶层。学者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如此。”[1]后来，他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2]到了20世纪，作为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中大显身手，为民族的新生与现代化的实现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他们的命运更为坎坷悲壮，他们的心路历程更能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艰难发展。到了20世纪，中国大地更是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接连发生，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艰难地发展着，文学与时代主题的结合更加紧密，时代性与阶级性过多地掩盖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与审美性。作家柯灵曾这样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3]这段话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既由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也由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所影响；再加上作家们对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学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观是关系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出于救国新民的需要，梁启超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把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功用过分夸大，强调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典、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注重社会改造与国民启蒙，改造国民性就成为时代的主题。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社会问题小说的兴起就是对这一文学主张的呼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形势的逐步高涨，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反对“文艺至上”、“文学本身便是目的”等一些错误主张，提倡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的紧密结合。恽代英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6]这些革命的文学创作主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得到一部分作家的响应，预示了文学创作主流的转变。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体转向”，表明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突变，这是时代发展与作家们互动选择的结果。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他的思想转变最具有典型性，从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来的“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就表明作家对时代大潮的积极回应。他强调革命的文学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一时成为时代大观，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革命+恋爱”作品的畅销，足以反映出革命文学的受欢迎程度；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还主动挑起与各方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其标志，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文学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者尼姆?威尔斯曾指出：“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