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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统一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能否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对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包含了两个向度，即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其中对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的关注构成其主体向度，而对客体的发展即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论证则构成了其客体向度。本文试图从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出发，寻求主客体向度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未来作出合理科学的展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向度；客体向度；社会利益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由此可见，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与否，对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包含了两个向度，即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其中对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的关注构成其主体向度，而对客体的发展即对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论证则构成了其客体向度。因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出发，寻求主客体向度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未来作出合理科学的展望。 一、革命斗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一贯坚持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强调的是它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革命的批判精神。恩格斯在晚年继续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深刻分析论证了中国革命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科学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在1937年8月在延安写了《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论述，尤其是他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哲学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成熟再到最终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无处不体现着革命斗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统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尽管如此，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的严重失误，导致社会主义的发展遭遇严重曲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认识错误，科学分析原因，拨乱反正，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正轨。党的十三大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国内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外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再一次面临道路的选择，是走回头路，还是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建设和完善刻不容缓。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由先进文化引导、由人民群众实践推动的基本原理，表明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探索与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顺应历史潮流，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贯彻落实的重大战略思想。 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知，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