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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关德栋教授 20XX年5月3日下午，天色阴沉，我踏着沉重步伐从吾师关德栋先生家里出来，心情更为沉重。先生于4月28日去世时，我赴无锡为父母扫墓未归，未见最后一面。先生后半生命运多舛，然而身体一直不错。今年年初，听师母阎淑珍教授说起先生住院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以前没有住过院。这次住院后身体恢复不错，春节前出院回家了。今年春节拜年，我们照例畅谈半天，这次谈得特别高兴。他告诉我，国外带回的许多资料尚未整理，还有稿子没有完工。多年来每次拜见，先生总是从书桌上站起来迎我，他总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停地工作成为一生最大乐趣。这次春节说了半天话，说话时我们第一次没有抽烟。先生原来烟瘾不小，我戒烟之后去拜访，仍旧陪着一根一根地抽。这一次，我见他不抽烟了，心里高兴，一再说不抽好，以后不要抽了。谁知这次谈话竟是我们之间最后交流的机会。 一 最初认识关先生，是大学一年级听“民间文学”课；接着是1956年暑假，随先生到淄博实习，搜集民间故事。我报名参加民间文学实习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因为暑假回家没有路费。我的江南口音重，与老乡交流有困难，搜集故事必须跟随山东同学刘家林。当时，先生只有36岁，记得穿一件绸子衬衣，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时买些西瓜之类犒劳我们。家林年龄比我大，一再夸先生年轻有为，学问大。三年级时，我又听先生的梵文课。一开始，听课者很多，后来渐渐少了，原因是梵文太难学。1949年以后，梵文作为大学一门课，全国大概除北大东语系外，只有关德栋教授在山大中文系讲过。 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分配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关先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业务来往不多。记得有一次我出差上海，去拜访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是关先生写的介绍信；赵先生在上海市内的住址，也是关先生告诉我的。先生讲自己年轻时钻图书馆的事，至今留有印象。我做助教时模仿先生钻图书馆，用几星期时间把中文系图书馆的书，一本一本翻一遍，大致记住书名、作者、内容提要等。 关先生博学多才，聪明早慧，早负盛名，他的多种语言才能最令人钦佩。先生读中学时，利用假期学习了藏文与巴利文。读北京大学时，从名师学梵文与满文。他是满族，容易接受满文。此外，还掌握了英、日、俄等国语言。当今世界同时掌握梵文、藏文、巴利文的学者，少之又少。季羡林教授与关先生多年交往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多种语言文献的共同爱好。先生年轻时师从周叔迦教授学习佛学。周叔迦是研治佛学的大师，名闻全国。先生勤奋学习佛学，深得周叔迦首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佛学院做讲师，继而又到上海佛学院做教授。先生将治佛的成果，加上比较语言等方法，用于研治敦煌文献，所撰文章在刊物上接连发表，独树一帜，从而为敦煌学、俗文学开辟了新路径，震惊全国学术界，很快成为敦煌学、俗文学领域升起的新星，深得郑振铎先生赞赏。1947年，历史学家向达著文说：“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 这一年，先生只有二十七岁。在《中国戏曲曲艺辞典》辞条中，关德栋与他的《曲艺论集》列为两个条目分别介绍。而《曲艺论集》中文章大都作于三十岁以前。可见关先生在中国俗文界的地位，在他三十岁以前就已经奠定了。 先生一生治学，涉猎学科很多，有敦煌学、俗文学、佛学、满学等，而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主。我国俗文学史兴起于民国以后。与雅文学相比，俗文学史资料几乎一片空白。凡治俗文学，不能不从搜集资料着手。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为学科奠基之作，犹以排比资料与贯穿资料为主。即使在今天，俗文学史的资料工作远不是大功告成。搜集俗文学资料特别费劲，公认是一种很大本事。关先生长于发掘与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常常获得别人不知或不见的珍贵资料。先生治学，一贯重视方法论；我对方法论有兴趣，主要源于先生教导。以比较语言释读文献资料，是先生擅长的方法之一。比较语言学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具有利用多种语言文献的能力，故而一般人视为畏途。在闲谈中，先生经常提到研治俗文学的方法还有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方言学、戏曲音乐、符号学等。据我所知，先生指導后起之秀如陆树仑（五十年代指导的研究生，复旦大学副教授，1984年不幸车祸去世）车锡伦等研治俗文学，同样以方法论为重。先生从二十来岁的敦煌学与俗曲，到晚年的子弟书、聊斋俚曲等，一生为俗文学史的进步与发展不断做出贡献。 就我而言，大概出于秉性条件的限制，一直不能以俗文学为专业，过其门而不入其室，自知不是老师的好学生。不过，我常到关先生家去，爱与先生说话。年轻时听萧涤非先生说过，他在清华研究院读书，多靠耳濡目染，靠与先生闲谈；在闲谈中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先生讲课中没有的。我记住萧师这些话，常常找点理由到老师家里说话，暗地里想学点东西。我喜欢到萧先生家说话，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