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docxVIP

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 关西大学教授大庭修先生， 是目前日本 在研究中国简牍方面最有成效、成果最丰硕 的学者之一。早在1 9 5 1年他就参加了森 鹿三先生首创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汉简研究班”。当时，日本全国从事简牍 研究者不过3 0余人， 大庭修先生便是其中 之一。他们主要从事的课题是1 9 5 2年由 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项目：“整理黑城附近出 土的汉代文书以及据出土汉代文书综合研 究汉代史。”可以说，几乎在整个5 0年代 日本学者皆处于艰苦摸索中，因为他们尚未 看到过一枚简牍的图版照片，更不用说能亲 眼目睹简牍实物了。就在大多数日本学者的 研究尚未与汉代历史挂起钩来， 只能写一些 启蒙性介绍文章的情况下，大庭修先生却独 秀一枝，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劳干释文 和《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之后，较之更全 面、详细的敦煌汉简考释文章，它代表了日 本学者敦煌汉简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 二、大庭修与汉代诏书简册的复原 大庭修先生对居延汉简的研究要比对 敦煌汉简的研究早大约2 0年。 从19 5 2 年起，他的研究论文“宛如洪水决堤般不断 涌现”。是作者收到〈〈西北师院学报》1 9 8 3年第4期，阅读了甘肃省博物馆汉简整 理组所整理的〈〈永始三年诏书册》以及其他 有关论文后，研究新居延汉简的力作。文章 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永始三年诏书》的 出土情况和16枚简牍现存状况以及释文 的全部内容，然后提出自己对该简册的16 枚简牍排列顺序的看法，并详加考证说明理 由；同时对中国学者伍德煦在该学报所载论 文（《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 ＜永始三 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的部分 解释提出商榷。文章论证严谨，显示了作者 在复原诏书简册方面的深厚功力。 在日本，用“集成法”恢复简册并非大 庭修一人独具之研究方法，许多着名学者如 森鹿三、永田英正、藤枝晃和曾留学日本参 加过“流轮解读班”的英国剑桥学者鲁惟 一皆采用此法。关键是大庭修先生继承了森 鹿三的风格，并使这种研究方法在复原诏书 简册方面得以深入和发扬光大。 三、大庭修与秦汉法制史的研究 大庭修先生在复原诏书简册的同时， 也 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利用简牍史料研究秦 汉法制史方面。在大庭修之前，中国学者的 研究已很深入；日本学者在法制方面的研究 论文主要有：浇川政次郎的〈〈流沙坠简所见 汉代法制的研究》［③⑥］、仁井田升的《斯 坦因第三次考查所得中国文书和马伯乐的 研究一一以法律经济史料为中心》［③⑦］、 〈〈中国买卖法的沿革》［③⑧］等，总体水 平是：文章少，涉及面不宽，介绍性文章多， 专题研究也不很深入。大庭修先生加入此列， 使法制史研究之面貌大为改观。 在5 0年代, 他的代表作是〈〈爰书考》［③⑨］。文中，作 者首先回顾了苏林、张晏、韦昭、颜师古、 刘奉世、钱大昕、王先谦等各家对〈〈史记?张 汤传》所载“爰书”的解释，举出台湾当代 简牍学者陈盘依据简文所归纳的“爰书” 两种性质之不足为口辞之书”即向官府申 告个人私事的文书叫做爰书， 并根据内容还 在爰书上冠以“秋射”、“自证”等词；二、 爰书的文体原则上以“某自言”作为开头 的，这种文体大概与下级官吏呈报给上级官 府的文书一定要用“敢言之”，和上级官府 下达给下级官吏的文书经常要用“敢告” 这种格式是差不多的。自证爰书可能是以 “证所言”作为结束语；三、爰书既经提出 以后，则由官府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先由官方肯定所述是否属实。 大庭修先生肯 定了苏林、张晏、颜师古对〈〈史记?张汤传》 中有关“爰书”的一般意义的注释， 即自证 爰书。但补充说，如若考虑到爰书的内容往 往被引用在其它文书中而又转移到别的地 区去这一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传爰 书就应该理解为移动麦书。 1 9 8 2年，大庭修先生发表的〈〈居延 新出土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一一 爰书补考》［④⑩］一文，是作者在中国新 居延汉简出土以后，用新的简册材料补充旧 作〈〈爰书考》而撰写的一篇关于法制史和经 济史研究的新作。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作者通过对1 9 7 3 - 1 9 7 4年甘肃 考古队发掘的近2 0 , 0 0 0枚新居延汉简 与1930—1931年瑞典人贝格曼等 发掘的1 0 , 0 0 0余枚旧居延汉简进行比 较，重点阐述了新居延汉简出土的重大意义， 主张今后无论是进行汉代法制史、经济史研 究，还是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制度 的研究，皆应采取新旧居延汉简放在一起进 行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作者系 统地考证了新居延汉简中〈〈候粟君所责寇恩 事》册书的3 5枚简牍，提出了自己对这些 简牍排列顺序的看法和对简文内容的划分 法。作者主张将之分为五个部分：A、由2 0枚简构成，内容是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 乙卯张掖郡居延县都乡啬夫宫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