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docVIP

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新兴经济体目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此背景下,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作用凸显,并成为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新起点。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我国正在走向消费大国,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第一,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会更为复杂,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我国正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将伴随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近来我国消费率提高并不明显。从2009年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显不足。 　　随着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关键就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率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后,我国应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镇化率的提高。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十年,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将达到15万-20万亿元。以此测算,未来三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三项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在未来五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三年左右,消费率可提高5-10个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