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刑事司法理念.pptVIP

第三讲 发达的刑事司法文化 一、重典治世的刑事司法政策 二、人本主义的刑事司法理念 三、固有刑法的特质与传统刑罚的基本原则 四、刑罚制度的演变 蔡枢衡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刑法史是法制史的重心。除了刑法史的法制史，便觉得空洞无物。”（《中国刑法史》）从国家法律制度的建构而言，蔡老先生此言不虚。概因为在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通过严刑峻法来管控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共相，同样也是共同规律。中国历代王朝均颁行众多以刑法为主的法律自然也就不是独特现象。从“夏有乱政，而做禹刑；商有乱政，而做汤刑”，“五刑之属三千”，到后期的科条繁杂，正律之外尚有单行刑法，略见一斑。 概述 在前面的讲述中，我们已经谈过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刑法发达”，刑罚残酷，将刑法的威吓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无论是以肉刑为主的旧五刑，还是以徒刑为中心的新五刑，在这些主刑种之外还存在一些法外酷刑，如商纣王时期的炮烙、醢，后来的凌迟、族诛等，均说明中国古代盛行重刑主义。然而，重刑只是中国古代刑罚文化的一个面相，它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就是强调人命关天，推崇人本主义，如对死刑复核制度、存留养亲制度、恤刑制度等。因此，中国古代的刑法文明就如一枚硬币，是一个有着双重面相的矛盾结合体。这一独特面相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自然经济结构、占居主流的儒家伦理文化等密切相关。 《尚书》：上刑 适轻，下服；下刑适中，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文献通考》“刑考八”的解释： 事在上刑而情適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是也。若诸罚之轻重，亦皆有权焉。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刑罚世轻世重者，《周礼》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随时而为轻重者也。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言刑罚虽惟权变是適，而齐之以不齐焉，至其伦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两句总结上意也。 一、重典治世的刑事司法政策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虽不乏有推行宽刑慎罚、施行仁政的，但残酷刑罚却是不绝于缕，尤其是处于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定的乱世。下面就以历史上推行重刑主义的几个突出代表如秦朝、宋朝、明朝等为例，稍加叙说。 秦朝 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法治”王朝。秦朝因法而兴，也因法而亡，是中国此后历朝历代之教训借鉴。自秦孝公任用商鞅，施行变法开始，法家的“法治”主张与重刑主义就贯彻秦朝始终。从秦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子，到一统六国的秦朝时期的嬴政、李斯，他们都极力宣扬和贯彻法家的有关思想，推崇法治，强调重刑主义。。因此，秦朝的法制呈现出繁密而苛刻的特点，“凡事一断于法”，轻罪重刑。 商鞅：“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汉书·刑法志》：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受命于天，暨寿永昌 宋朝 赵匡胤自建立宋王朝之始，一方面标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窃盗律”和“强盗法”，以减轻“盗罪”的处罚。又定“折杖法”，以杖作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并立“刺配法”，以贷杂犯死罪。此举皆有轻刑之意。另一方面对强劫贼罪，特别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威胁、损害皇权和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处罚，则通过《宋刑统》中的附令敕进一步加重了。其后，太宗即位，继续沿用此政策。北宋中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盗贼蜂起，灭不胜灭，于是别立法禁，法外断遣。 宋仁宗首创“窝藏重法” 宋仁宗在镇压“盗贼”的过程中看到，“盗贼不戢”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侪类相与为之囊橐”，而且“由大姓为囊橐”。尤其是捉贼吏人，亦“在家窝盘贼人，结连徒党，资给粮糗，供借器仗，利其厚赂。因此，宋仁宗于嘉祐六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