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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 第四卷) 3 编著 侯外庐等 第四章 中唐华严宗和禅宗的唯心主义思想 第一节 华严宗 “理事”说的历 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以 及法藏的 “理事说” 在隋唐佛学中，华严宗与禅宗最为晚出，对道学的影响也较大，这是可 以理解的。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乃是外来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结合或融 会的过程，每一宗派都或多或少适应于其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其宗奉的教典 和所着重论述的论题，对于先行者或外来佛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改变并损 益，因而不论是最初的 “格义”或是后来的“机锋”、“棒喝”，都是在不 同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糅合的表现形态。这一思维过程虽曲折迂 回，但我们仍可看出，佛学在开始时是与玄学合流，而最后则通向道学。在 这里，愈是晚出的宗派，就更多地综合以前的佛学，并在这种综合中更明显 地表现为一种居间的环节。当然，道学在理论的历史渊源上是三教合一的产 物，并不是佛学的单纯的继承，即使在那些承接佛学的地方，无论在内容上 或形式上，也都有很大的改变与损益，甚至以反佛的形态表现出来。 禅宗无疑是与道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宗派，而华严宗在中国思想史上 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前者，我们将在下面再作申论，关于后者，可 以先对它的中心论题“理事说”的历史源流作一概括的考察。 华严宗的教义以 “理”“事”为主要论题。在这一论题中，“理”即是 “性”，“事”即是“相”、“诸法”。 佛学中以 “理”为“性”，在晋、宋间竺道生的“佛性”论中已有明显 的表述，南朝的僧宗且有 “性理不殊”之说（涅槃经集解卷五四）。这样的 提法，形式上已与后世道学 “性即是理”的论旨相同，但在实质上还只是玄 学与般若学合流的余绪。 在隋、唐之际三论宗的教义中， “性”“理”之说在玄学与南朝般若学 合流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参看第三章三论宗一节），但这一论旨在它 的体系中并不突出，而且是淹没在它的二谛论的烦琐论证中。 与 “理”相对的是“事”，这一论题与“性理不殊”之说同样古老，南 朝的研究毗昙的一派即以 “事”“理”为二谛（“事”为世谛， “理”为真 谛），而二谛论又是玄学 “本”“末”之论的流衍，这些是在前面已经指出 过的。 在隋、唐之际天台宗的教义中， “事”“理”之说在二谛论与禅法合流 的基础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智顗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中都曾 结合 “事”“理”来讲“止观”、“禅定”（参看大正藏卷四六，页四九九、 页七一）。唐代前期的禅宗也有事理之说，如谓 “心不动，是定、是智、是 理；耳根不动，是色、是事、是慧” （大乘无生方便门）。但在早期的天台 宗与禅宗的教义中， “事”“理”说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理”“事”之说即承接玄学与佛学合流 的绪统，又是各派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糅合的交络之点。到了华严宗，“理” “事”之说就突出地成为这一宗派的教义的理论核心。以后，天台宗也特重 “理”“事”之说，北宋时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这两派教义上的争 论已处处离不开“理”、“事”的范畴的争辩了。程、朱一派的所谓“理学”， 便是以 “理”、“气”作为他们的重要论题之一，甚至直接用“理”“事”、 “理”“气”作为他们的思辨哲学的主要范畴。 这样，从玄学的“本”、“末”到般若学的“二谛”，从南朝佛学的“性 理不殊”、 “事理”二谛到隋、唐之际三论、天台的“性”、“理”、“事 理”之说，从华严宗的 “理”“事”说到程、朱的“理”“气”说，表现出 中世纪哲学的思辨形式的反复性，而华严宗的 “理”“事”说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当然，这不是说华严宗的论题与思辨途径完全为 “理学”铺平道 路，反之，其理论的内涵与后世的 “理学”是不同的。华严宗的教义可说是 隋唐佛学宗派中的 “杂家”，它依据华严经的经典，融会各派佛学而自成一 家之言。 其次，我们应在这里考察一下这一宗派的胚胎、发生的历史过程。 华严经很早就传入中国，东晋时觉贤译出六十卷的华严经，自晋至南北 朝，研究这一经典的僧侣并不很多，自梁末至唐初，华严经的研究才开始盛 行。到武周时的法藏，华严宗才形成为一个宗派。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