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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朝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 ——以“八议制度”为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高度繁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展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是个等级社会，社会关系由不同的等级组成。而作为社会上层阶级的官僚贵族及其亲属享受着各种特权，我们小组主要从“八议制度”来论述这一特权现象。 唐朝统治阶级由官僚和贵族及其亲属构成， 唐朝官员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而贵族封爵凡分九等。这些官僚贵族不但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 品级高的甚至能够封妻荫子；经济上也依据不同品级、出身受田地，坐食租庸，享有广泛的法律特权。 八议制度的内容 有关八议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周，即所谓“八辟”，魏明帝时为了保护封建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特地将八议写入《新律》，这是“八议”首次被正式写入律法，至此影响中国司法公正、公平的法律适用原则就正式应用于司法审判中。 国家的法律条文中对同样的罪行，不同等级的人有明确的区别对待，统治阶层享有特权，此为封建法制的显著特征。在唐代贵族和官员所享受的特权中，“八议”可谓影响颇为深远。《唐律疏议》中的“八议”，即有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封建德行的所谓贤臣）、议能（所谓大才能的大臣）、议功（对封建王朝有大功勋者）、议贵（高官显爵）、议勤（对封建统治有特殊勤劳者）、议宾（先朝君主的后代）。这八类人犯罪，有保护他们的司法特权，让他们在犯罪时，可以得以减轻或免除刑罚的一项刑法原则。 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律》“八议者” 条的规定，八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果犯有死罪，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申报给皇帝，由皇帝召集公卿都堂集中评议，评议之后，再由皇帝考虑如何处理，故称“八议”。而在这种集议后，皇帝一般会下旨减轻处罚，多赦免死罪为流放。即使仍为死刑，也会赐死于家。流罪以下则例减一等，这就保证了官员在司法上的不同于“庶民”的特权。 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案 案情 贞观元年，唐太宗召长孙无忌入宫议事。长孙无忌匆忙之中忘记了解下身上的佩刀，径直而入。由于他是太宗身边近臣，私交甚厚，守门校尉也没有认真检查。等长孙出来的时候，守门校尉才发现他身上挂着佩刀，这可吓坏了校尉。在当时，臣子携带兵器入宫禁是很严重的事件，被视为对皇帝的不敬和威胁，按律当斩。校尉害怕被追究看守不力的责任，立即将此事上报给了太宗。 太宗接到奏报后，感到非常棘手。从自己与长孙无忌的关系看，他是自己长孙皇后的哥哥，也就是自己的大舅哥，属近亲，杀了他皇后肯定不干；从长孙的功劳开看，长孙长期跟随自己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玄武门之变，其立有汗马功劳，杀他也于情也不忍。如按律处置，必死罪无疑，这岂不是忘恩负义、不顾亲情吗？而如果不处置这件事，则枉法徇情，何以服众？想来想去，太宗决定，召集大臣们到朝堂之上，让大家讨论此案该如何处理。 此时，尚书右仆射上奏道：“监门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宫，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可处徒刑三年，罚铜（铜钱）二十斤”。太宗听后，甚合心意，这样就可免长孙死罪，只罚金就可以了。正要按此执行，大理少卿戴胄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若念无忌之功劳，便不交由法司依法律处断，这样的那固然会宽恕长孙无忌，但若依法律，仅罚铜是远远不够的。守门校尉因无忌而致罪，若论过失，二人一样。若一人生，一人死，有悖于情理。所以，请对校尉也从轻发落。”最后，太宗在群臣广议的基础上，将长孙无忌与守门校尉皆免死。 2、案例的法规适用与分析 首先，关于“十恶”犯罪。根据《唐律·名例·十恶》中，“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此案援引的是“十恶”之中的第六恶“大不敬”。《唐律》讲：“五刑之中，十恶尤切”。对于犯有“十恶”之罪的人，是重大的犯罪，不适用“八议”、请、赎等条以减免。 其次，关于长孙无忌案件的判决如若想引用“十恶”里的罪名，最近似的应是“大不敬”。何是“大不敬”？《汉书·申屠嘉传》中写道“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用现代的语言翻译应包括盗窃御用物品、因失误而致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尊重皇帝及钦差大臣等三类犯罪行为。由此定义考察长孙大将的“带刀入宫”，客观上“因失误而至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应该是成立的。若按此定罪量刑，长孙大将和守门校尉都理应处斩。这样合理吗？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合法但不合情。于是大臣们指出唐律中并无专门规定误带兵器入宫禁的条文，而大臣所援引的，都是《职制律》中的御前过误诸条。 第三，关于“八议”。此案唐太宗是按照“八议”之法，免除长孙无忌死刑的。虽然长孙所犯之罪，涉及到“大不敬”，不当入于“八议”。但是，这个案子又有特殊性，就是唐律中没有直接规定“带利器入宫”罪，对长孙无忌的控告事类推“大不敬”之罪，不是真正的“十恶”之罪，所以将其归入“八议”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第四，法律适用中的情理问题。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也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