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逑传和赫曼和窦绿苔比较研究.docVIP

好逑传和赫曼和窦绿苔比较研究 　　中国与德国――东方与西方，历来是探讨中西文化碰撞时绕不开的热点。歌德作为德国文学的灵魂人物，他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受到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从1831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戏剧。他一直想把《好逑传》改编成一首长诗；读过《赵氏孤儿》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他写了14首名为《中德四季晨昏吟咏》的抒情诗，抒发了对东方古国的憧憬。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国内关于这一比较专题的论文及著作，都不约而同的援引了1827年1月31日那场著名的谈话。晚年的歌德对中国文学有了进一步了解后，认为“一部中国传奇”[1]与他所写的长篇叙事诗《赫曼与窦绿苔》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据考证这部传奇就是第一部知名于欧洲的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位列“十才子书”第二的《好逑传》，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这个十分有趣的研究课题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以歌德的见解为切入点，将《好逑传》与《赫曼与窦绿苔》相比照，从思想内涵、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事视角几方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由一个崭新的角度，探究儒家文化对歌德的影响。 　　 　　一、共通的思想内涵 　　 　　席勒在给马耶尔的信里，盛赞《赫曼与窦绿苔》“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德性底珍美的教训的书”[2]。而“在歌德的时代，在德国人已经认识的中国小说中，堪称‘道德小说’的也仅有《好逑传》一本而已！”[3]署名“名教中人”的作者意在敦伦明理，提高名教声誉，借故事给世人以劝诫。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释道互补，而以儒教思想为主。在十七、十八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也只限于儒家的经籍。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对儒家伦理等道德理性十分推崇。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更将中国视为理想国，他们对中国儒家的专制统治理论十分赞赏。哲学家莱布尼兹甚至希望让中国的皇帝去帮助治理西方国家。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4]的歌德所接触到的是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文化。他认为正是靠着道德和礼仪，“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5]这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思想家，对“把‘男女授受不亲’的孔孟礼教渲染发挥到了极致”[6]的《好逑传》产生共鸣，与他晚年政治思想趋于保守有关。 　　儒家以道德立教，意欲使人成为有德性的人，使社会成为和谐社会。有德性即自觉遵守仁义理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准则。《好逑传》中铁中玉除恶扶善、不畏强权，打入钦赐禁地养闲堂救出被囚良家女；在刑场慧眼识英雄，以命保命救侯孝；路见不平出手搭救被挟水冰心，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水冰心不顾闲言，将被恶人算计生命垂危的恩人铁中玉，接入家中医治。虽然患难之中生爱慕，但始终以理自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隔帘畅谈“五夜无欺”[7]。后来双方父母作主让他们结合，但两人以为如此一来便难证清白，有先奸后娶的嫌疑，也辜负了当初甘冒“男女授受不亲”之大忌，互相救援的仁义之举，故再三推辞。最后碍于父母之命，“名结丝罗以行权，而实虚以合卺以守正”[8]。突显了一个礼字。此外水冰心劝解铁中玉宽恕害他性命的地方县令。韦佩苦读成知县，宁丢乌纱帽，也要报答救了妻子的铁中玉，上书直言证其清白等，都是符合道德与礼仪的名教风范。最终所有有德性的人，都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作品大团圆式的结局，号召百姓向剧中讲求伦理的人物看齐的说教，都体现了道德劝诫的主旨。 　　作为世界四大诗人之一，歌德也被英国诗人拜伦尊称为“欧洲诗坛的君王”。他汲取了叙事诗与牧歌的长处，创作了古典牧歌式的叙事诗《赫曼与窦绿苔》。古典文学强调艺术的伦理教化作用，认为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培养教育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基于此长诗“不但把材料艺术地扩大为表现德国人底生活的生动的画面，而且使诗中底人物也变成了人类一般的典型的，有伦理价值的东西”[9]。“歌德在这里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的保守思想。”[10]他借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主张：健全的国民应该尊重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莫因乱世而动摇了勤勉地振兴家业的意志。也就是说要守着规矩，“合乎自然，和平的发展、进化”[11]，达到一种和谐。这与孔子所言万物各得其所的和谐的社会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歌德在诗中写道，赫曼的母亲责怪父亲试图按自己的意愿捏造孩子的做法，她说养育子女的最善之路是“自由地让他们去发展”[12]。牧师也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东西便是善”[13]，人们的禀赋使他们从事各种行业，闲静与勤勉的人都不可非难，因为这是本性使然。无疑这也是歌德本人的思想。 　　作为一本在席勒眼里有着智慧与德性的训诫书，该诗也宣扬了孔孟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