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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解释学解读 　　摘要：孟子是否存在解释学也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研究孟子解释学首先遇到的问题。虽然孟子的文本阐释方法不同于西方阐释学，但是它们都是对文本的解读的一种方法。在孟子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它们共同构成了孟子文学批评理论。孟子的文本解释面临着同西方解释学同样的困境，能否找到文本的本意，能否重建作者的原意，是否能把握到作者的用意所在，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作为我国的先秦文学批判理论批评，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文学释义理论沿袭了孟子的传统解释学路线。 　　关键词：孟子解释学;合法性问题;以意逆志 　　孟子是否存在解释学也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研究孟子解释学首先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借助与其相似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者是否合法的命题便可以被证伪。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是否能称之为哲学，历来就有争论。赵敦华认为“黑格尔把中国以‘无’为开端的哲学，说成是‘连手都不用转了’的表面的抽象游戏;国内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没有逻辑关系，因此没有本体论，这些可谓是‘用西学格中学’的例子。”①面对同样的问题，邓晓芒认为“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没有哲学，但是倘若降低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有哲学，那么日本、越南都不能说自己有哲学。”② 　　同样如此，虽然孟子的文本阐释方法不同于西方阐释学，并不是作为一种严谨的理论学说提出的，既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也没有自己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只是独断论，并且他的理论很难说是一种关于文本阐释的方法论，更谈不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是它们都是对文本的解读的一种方法。作为孟子最重要的文学阐释方法，以“以意逆志”在文学批评史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意逆志”出现在《孟子?q万章上》：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 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 敢问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反对咸丘蒙在理解《诗》上断章取义的做法，咸丘蒙认为按照“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逻辑，舜的父亲也就成了舜的臣子，那么他就应该听从舜的命令，但是按照礼法制度，父子关系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僭越，咸丘蒙的提问实质上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建立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君主的儿子和作为臣子的父亲，如何处理两者的社会关系。孟子则从诗歌的本身内涵出发，他认为咸丘蒙在于不能总体把握诗歌的意义，孤立、片面的阅读是引发歧义的原因。 　　孟子之所以提出“以意逆志”的文本阐释方法，并非是偶然的，“春秋战国时期， 存在着“ 赋诗言志” 的风气， 而当时人们对所赋之诗往往又采取“ 断章取义”的态度。《左传?q襄公二十八年传》载 “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辩姓， 子不避宗， 何也’ 曰： ‘宗不余辟， 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焉， 恶识宗’ ”③ 　　另外，与“以意逆志”相近的文学理论还有“知人论世”。但与“以意逆志”不同，“知人论世”强调作者的所处环境，并因此根据外界环境理解作者和其文学作品的含义。两者之间既存在相似点，又存在不同之处。 　　但是对于“以意逆志”，往往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通过作品之义把握作品之意，二是通过解释主体的阅读感受把握作品的内涵。前者观念的持有者如清代学者吴淇，他将“以意逆志”理解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后者往往为大多数人采纳。汉代赵歧《孟子注疏》 解释说：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 以己之意， 逆诗人之志， 是为得其实矣。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 云：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 云：以己之意‘迎受’ 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另外，在李厚泽的所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提到“ ‘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 所谓‘以意逆志’， 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 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 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④ 　　两者观点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意”，“意”究竟是指作品显现的含义，还是主体的阅读经验？大多数认同的是后者，邓新华认为“但这种观点颇有令人疑惑之处， 因为如果按照吴淇的解释， 既然解释者已经弄清楚了古人之“意”， 那么解释者对作品所传达的古人之“志”的把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⑤产生误读的原因，在于将“意“理解为纯粹解释客体――文本本身的含义，这样一来，对于“志”的解释就会出问题， 即出现“同义反复”的逻辑悖谬。对于将“意”理解为读者阅读经验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