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术学校期中国画课程演变.docVIP

上海美术学校早期中国画课程演变 　　摘 要：20世纪艺术家面临西方文化入侵，也承接着传统文化自我审视的开始。寻求中国与西方的平衡是“历史”中美术学校的命题，也是我们“当下”语境中的基本共识，也中西互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前提。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关键字：中国画；美术学校；现代美术 　　晚清到民国“在现实政治、文化格局、氛围不断变化的背景中，艺术领域的现代意识刚刚开启，在对西方资源想象、认识、借鉴的过程中，有关中国传统资源的反省与挖掘也同时进行，中国现代艺术的探索之路逐步展开”[1]。在这个过程中，西洋美术的写实技巧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反衬出中国绘画创作的保守形象，而海派绘画的兴起是明清以降绘画衰微中内部动力引发的转机，但这并没有消解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明清绘画的责难。激进者要“革王画的命”，消极者认为“终清一代三百年中，而未常有画”。历史地看，始自清初郎世宁对中西绘画“结合”的方式只个人尝试意义，也表明传播西方技法不是引发传统绘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尽管传统显得保守和自闭，但国粹诉求和海派艺术家的目的在于发展传统，只是他们的绘画已然和传统有很大不同。 　　上海美术学校的兴办面临着西方文化挑战的事实，也蕴含着传统文化继续发展的可能。因而学校在开办之初便努力寻求“中国画”与“西画”在美术学校共生的可能，而将“中国画”引入现代学科序列之中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与20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中国美术史研究逐渐获得学术地位是具有共通意义的，因为这都是对于20世纪中西互动这一语境的反映。学校成为了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的一个开放空间，它不仅呈现了艺术家个体的“中国”或“西方”的立场，也指涉了与公众互动后的社会意义。 　　一、中国画语境与上海美术学校 　　1843年开埠后，西方文化迅速进入上海，因政局动荡，许多江南士绅逃向了上海，“当这些人逃入上海时，他们带来了财富和他们的品味”[2]。1842年以传教为目的设立的土山湾画馆开始了上海对于西方绘画有计划的教授，并培养了最早的西洋画家。1894年以后，清政府以及个人向日本学习也开始间接了解到美术学校教学体系。周湘办学，教授油画、水彩更是影响到众多的学生，其中包括刘海粟以及丁悚、乌始光等人。此外，融入上海士绅阶层带来了传统的审美趣味，同时他们的财力也保证了其对于美术教育的支持，刘海粟办学便是其父在财力支持。新的艺术赞助与消费群体导致大众式的通俗审美出现，并逐渐消解了传统绘画的精英意识。各类新型社团、画会为画家与商贾之间提供更为开放的交流场所而改变了传统文人雅集的单一场面。“海派”这样迎合商人趣味的绘画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获得了发展，海派艺术家以金石学为传统绘画重新注入活力，并且他们的绘画中对于西洋技法的吸取显示出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得益于上海的良好传统氛围，刘海粟于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之初提出“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3]。这并不只是刘海粟个人的一种认识，也是整个时代美术环境的投射。1915年，学校开始使用裸体模特并且引发广泛社会舆论，给现代美术进程带来深远的影响。1920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创办《美育》杂志，1930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的主张是美术情境的投射，将“中国画”纳入美术学校序列困难重重。以海派为代表的上海传统绘画关于传统如何发展的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任伯年倾向于世俗化、接受西洋影响；而吴昌硕则显示出对精英意识的回归。1919年后，对于传统的讨论加深了对“中国画”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画”并不仅限于传统绘画走向大众或固守精英的立场，它是民族立场的产物，是与西洋画相对的概念，这个词的立场是清醒的，而语义是含混的。历史地看，西方美术的提示促成“中国画”的概念，因而它具有宏观的指代性，应当包含着笔墨载体的文人、宫廷、匠人等不同立场的艺术家及其创作。但就现实上来说，在20世纪初期中国画还是主要指代水墨画。 　　二、中国画科开设 　　上海美术学校“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是民族立场的自觉，也是对西方文化挑战和传统文化危机的回应。传统画进入到美术学校没有西方先例可以参照，而早期两江师范的课程开设中有毛笔画，但并不能称之为“中国画”。办学初期国画科难以开设，因为没有形成普遍的中国画的认识。从上海国画氛围来看，画会、社团等传统绘画的活动场所形成了利益团体，既保留了传统文人的雅集形式，同时也成为了商业因素介入的重要场域。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海美术学校国画科既缺乏师资，更缺乏市场。正如1913申报广告所刊：“本院传授彀中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程。教法精祥，学费从廉，有志求学者可速至（或投函）上海美租界乍浦路八号洋房本院取阅章程报名可也。院长乌白[4]。”广告中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