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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游牧者眼光重塑历史 　　历史视野下一直存在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分离，但以往历史叙述过程中却往往用华夏视野来审视华夏边缘，审视华夏文明与华夏边缘游牧文明的互动。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给我们研究民族与边疆史提供了新的思考。摆脱“文明中心”的偏见，用游牧文化自身的特质来思考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亦是我们思考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 　　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倘若，你发现所信仰的真理存在瑕疵，那么所谓建立在之上的价值体系也会动摇。我想，用这种感觉来形容王明珂所著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带给我的启示，尚不能淋漓尽致。 　　王明珂近年来一直关注“华夏边缘”的文明形态，希望用民族学、人类学关于边缘文明的视角重新审视一直被正统文明所忽视的文明形式。此书被视为“华夏边缘”文明的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为延续，王明珂教授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方草原之上。 　　就内容而言，书中首先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游牧经济社会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阐述。王明珂认为，游牧社会是人类利用边缘，不稳定资源的一种社会经济生态体系，这样的体系依赖于稳定生态体系――农耕生态的互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游牧文明才会对农耕文明产生影响。其后，文章就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进行了多角度描述，这些角度涵盖了自然环境、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畜产构成、游牧的移动模式，游牧的社会组织和分工结构，虽然多是借用了西方学者对现在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游牧社会也大有裨益。以此为理论框架，王明珂认为，汉帝国周边匈奴、羌及鲜卑与乌桓游牧人群，其游牧及汉帝国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三种社会经济模式：蒙古草原是向中原王朝获得资源，由于要对抗中原王朝强大的实力，因此容易结成统一的帝国；东北林牧部落，一方面通过狩猎获得资源，由于资源相对较为匮乏，林牧部落有向蒙古草原及中原获得资源的趋向，对于他们来说蒙古草原及中原代表较多的资源，故与周边进行贸易，政治上形成较为零散的部落；河西的羌族利用河谷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因此最大的竞争是各个河谷的竞争，因此内部竞争更胜于向中原王朝掠夺资源。最后的总结当中，一方面通过“炎黄子孙”的例子说明中华文明中早已融入了游牧文明的成分，另一方面提出了历史的真相表象概念，之处治史应从表现中溯源真相，大胆突破学科之间的边界。 　　书中的独到见解，在于王明珂作为人类学者来研究历史，不落窠臼，突破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囹圄，用社会学的有关知识体系研究历史。书中关于汉帝国与匈奴、西羌、鲜卑和乌桓的史实关系，实际是论证作者观点的实例，从而启发我们对于历史上不同时期周边民族生存状况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新思考。首先，作者认为，西汉民族周边的游牧部落对于魏晋南北朝乃至今后中国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以”炎黄子孙“为例，汉晋时期炎帝并不是人们普遍攀附的英雄祖先，而是魏晋的北族为了区分皇帝之裔，后来华夏普遍接受了“炎黄子孙”的记忆，表示华夏民族中存在华夏域外的族群。其次，作者借用巴菲尔德的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国家存在历史循环论，即中原产生强大的政权后，草原也会组织成强大的政权形式与之对抗，反之，中原崩溃则草原解体。 　　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表象的辩证，是王明珂在此书中提出的认识历史社会更高层次的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世界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项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的北方资源界限或边界，围绕其发生的历史事件，皆是其表象而已。”这种说法与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段时间”概念不谋而合。由此概念抛砖引玉，王明珂教授提出了两点令学界深思的意见。首先，书中指出，“在个人群体追求安定，有保障的生存动机的行动抉择下，或许跨边界，违逆现实本相的事件发生，但不为历史所记载。”换而言之，当我们仅仅以史料论历史，经过编辑筛选的史料已经隐去了不符合编纂者意愿的史实。这一点指出了当今历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的局限。仅以史料和文物材料考证历史，获取历史的表象，依然存在弊端。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历史研究已经向“三重证据法”过渡，注重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以及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就研究方法而论，作者认为，“被凹凸镜所扭曲的历史本相，也需移动这个凹凸镜，突破各学科的边界。各自为政的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无源之水、行将枯竭。”而王明珂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文献、考古器物、自然环境、现实风俗、学科理论，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的现实关怀，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从事的事业的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研究是跨界的，是具有明晰的自觉意识的，而这一自觉性于人文学科而言无疑是最难能可贵的。 　　就藏族历史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