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寺》自由主义色彩.docVIP

《万寿寺》自由主义色彩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13年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13023051）。 　　作为一名作家，王小波是以独特的创作方式和表现对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虽然王小波的作品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但他本人的创作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主流文坛的充分接纳。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王小波本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却也为他营造了独立、自由的思考空间。对于一位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状态极度敏感的作家而言，他只有张开想象的翅膀在自己构建的文学世界中尽情飞翔，才能寻找到心灵的宁静。在王小波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万寿寺》中，作者是以“驰骋天马行空的想像，构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诗意世界，表达出对自我实现与超越的向往和追求”[1]。 　　一、超越叙事思考的审美尝试 　　学术界对《万寿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叙事手法上。这是一部特殊的小说，正如研究指出的：“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失去记忆的历史研究者兼小说家寻找记忆的故事。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必须做正经的学术论文；作为小说家，‘我’依托红线盗盒的传奇故事恣情地挥动手中之笔勾勒出想像中的世界。更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失忆的人，‘我’对自己与小说中的人物的印象变得模糊，于是现实元叙事和历史元叙事开始登场，其中后者更是贯串全篇。”[2] 　　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在这部小说中的确是采用了较为特殊的叙事手法，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作者是以元叙事的手法安排小说的故事情节，同时他还利用在小说文本中设定目的多元、情感标准差异的多种可能性，力图为读者建构特殊的精神家园。这一点正是人们在初步阅读小说《万寿寺》时的感受，当我们沉醉于王小波运用独特叙事手法构建的文学世界时，却没有发现这部作品更为深刻的价值诉求在于追求自由言说、自由表达的思考空间。 　　在小说《万寿寺》中，由于“我”的失忆引出了一连串的故事，也使得小说蕴藏的意义变得多元、复杂。但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绝不止于此，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王小波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强调的是自由主义。所谓“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政治话语的表达，而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由宣泄。首先表现为王小波对传统道德准则的超越。 　　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作者和中国人来说，单纯的政治话语是他们极力排斥的，更为重要的是某些文学作品中将政治话语与道德准则融合在一起。对于这一点，王小波在《万寿寺》中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作者描绘了很多动辄就以道德审判者出现的人物，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作者辛辣讽刺的对象。 　　在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描写了大量的裸体，特别突出的是，在关于薛尚的故事中所有的出场人物是以裸体示人。我们看到：“男人们一丝不挂，只用竹篾条将龟头吊起来，身材匀称，体魄健硕；女人们则袒露出橄榄色的细腻紧致的肌肤，乳房丰满，臀部紧凑。”[1]在中国文学中敢于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去描写人的胴体，并作为作者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的作品并不多。王小波如此大胆的描写，小说中的“我”以极为轻描淡写的口吻将其解释为“亚热带炎热的气候”，这明显是一种托辞而已，很难令人信服。究其根源，在作者的描述中，小说中的人物敢于大胆展示自己的身体，他们对于自我躯体的原始美的肯定是渴望摆脱“衣服”的束缚。众所周知，当人类逐渐有了羞耻感之后，衣服的作用就不再是单纯为了保暖，而是被赋予了社会道德的属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们不断纠结于服装与欲望的矛盾中。当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大量尝试展现人的躯体美时，单纯从叙事的角度去解析小说文本的审美意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于是，我们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去考察小说《万寿寺》。“性”作为王小波小说极为重要的特征，他并非是持有极度开放的性观念，而力图在人的自由与唯美的价值诉求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是基本的伦理规范，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人欲是以违背天理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因此，“性”和“裸体”的描写是不道德的、低级的、庸俗的，是文学世界中被排斥的存在。在小说《万寿寺》中，王小波处理“性”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当读者看到红线抱吻女刺客头颅的情景时，感受到不是毛骨悚然的恐怖，却是人性之美的真实呈现。极致的躯体之美与极致的情感之美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性”成为沟通二者的最佳桥梁。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被作者赋予了诗意的面纱，当性的高潮降临之际，读者仿佛感受到了小说中人物的灵魂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任何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早已不存在，即便是他们的肉体也变得无足轻重，剩下的就只有最高的人生境界。 　　二、关于“性”自由的想象力 　　在《万寿寺》中，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令读者获得了一种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寻到的审美体验。王小波在描写众多人物的裸体时不是单纯的摹写，而是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