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docxVIP

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　　小时候的我应该算是一个“诗人”。　　现在常常有朋友认为我搞教育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其实，虽然我父亲在教育局工作，母亲在小学教书，但我小时候从没有做过“教师梦”，而整天做的是“文学梦”。　　我刚读小学便遇上“文革”，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成了“封资修”，但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诗词》便足以成为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我不但能将所有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写出一首首“革命诗词”。学校的板报上经常出现我“创作”的《菩萨蛮?看革命样板戏》《清平乐?芒果颂》《忆秦娥?欢迎工宣队进我校》……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欢庆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我写了一首《卜算子?庆九大》：“红日出东方，战旗映彩霞。革命小将心向党，万众庆九大。斗私又批修，胸怀亚非拉。待到全球一片红，江山美如画。”这首“词”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朗读，还受到了工宣队队长的高度评价，说什么“红小兵能写出这样好的词”是“教育革命的成果”。　　当时除了背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唱词之外，我还偷偷看了一些“禁书”。《欧阳海之歌》《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红旗飘飘》等作品，曾经是那样地激动了我一颗少年的心!这些书不仅仅点点滴滴地在我的心灵中铸进了忠诚、正直、善良、坚韧等品格，也为我打开了一扇扇文学的窗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的写作。　　在那个年代，老师出作文题大多都是《不忘阶级苦》《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之类的，今天看来，毫无文学性可言;但我总能写得比同学们更有“文采”，因此我的作文常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有意思的是，每次作文我都得写三四篇，因为班上有几个特别头疼作文的“哥儿们”求我帮忙，我当然乐意了，这不但能满足我的写作欲，而且“报酬”十分优厚：只要有谁欺负我，他们就帮我“教训”谁!个子矮小的我从此有了安全感。　　我最喜欢写的还是“诗”。记得初二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也是要我们写诗，我写了一首长“诗”《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在明朗的海空上，矫健的雄鹰展翅翱翔;在广阔的天地里，革命的青年茁壮成长……”老师居然不相信是我写的，发作文本时她把我叫到一边问道：“真是你自己写的吗?”看到我满脸诚实地点点头，她才当着我的面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个大红的“优”。老师哪里知道，我已经将贺敬之的诗集抄了好几大本了!《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诗篇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读高中时，我又迷上了李瑛的诗、徐刚的诗，并模仿他们的风格也写了不少“诗”。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刊物，但上海的《朝霞》杂志，令我爱不释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那首北大“工农兵学员”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更是读得我热血沸腾，荡气回肠。那时正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右”等运动如火如荼，我的“笔杆子”有了“用武之地”：《历史的车轮不容扭转》《新生事物赞》《我骄傲，我和文化大革命一道成长》《写给共产主义的明天》《斥“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一首首“激情澎湃”的“诗”频频出现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我高中毕业那年的春天，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但当时的宣传说那是“反革命暴乱”，于是学校组织我们声讨“反革命暴徒”。在学校的批判大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打一场诗歌反击战》：“敌人用诗歌向我们进攻，我们就打他一场诗歌反击战!”当“红卫兵上讲台”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项新生事物方兴未艾时，语文老师认为我的“诗”写得“好rdquo　　;，便叫我给同学们讲“如何写革命诗歌”，于是，整整一个星期的语文课，都是我站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给同学们谈所谓“诗歌创作”，俨然是一位“诗人”。　　高中毕业，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很快就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年后，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填报志愿时，我想都没想就填上了“中文系”。我自认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基础”，理应进中文系“深造”。虽然填志愿时我在“中文系”前面填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但这仅仅是为了增加录取的保险系数以让我早日跳出“农门”而已。于是，1978年春天，我带着文学梦走进了四川师范大学。　　坐在大学教室里，我才感到自己离文学其实还远得很：李白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巴尔扎克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真正的文学经典，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而现在对我的教育工作十分有用的教育名著(比如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当时则不屑一顾。我间或也写一些诗歌或小说，并且满天投稿。我曾经把我的“作品”寄给我很仰慕的作家萧殷同志“斧正”，还曾写信向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子铭老师请教“文学创作”。让我颇为失望的是，除了收到萧殷老师和叶子铭老师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之外，所有投稿无不石沉大海。　　大学实习期间，我来到一所县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