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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提纲-初稿) 卢荻 2005年７月 一、改革年代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工业深化”特征，表现为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以及更具普遍意义的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度提升，后者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资本深化”。这个路径与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半期刚好相反(图1)。在1978-92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呈现的是“工业广化”特征，也就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规模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在整体工业部门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图1]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无论是改革年代的上半期还是下半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都是远远优于绝大部分的后进发展经济体。甚至可以说，与同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相对的，是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失落；而发展失落即普遍的经济增长停滞以至倒退的直接原因，正是工业化进程的中断(表1)。可见，改革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前后期路径并不相同，也尽管前后期都各有种种问题和缺点，总体上还是相当成功地推进了经济发展。认识到这一点，也即对迄今经验的成就的合理肯定，应该是检视当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模式”的争论的基础。 [表1] 二、工业化路径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意义 中国经济近年来愈趋强化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是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决策机构和媒体舆论的批评对象。这些批评包括下列各类代表性论断：(1)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势必面对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制约，是低效率的；(2)上述的制约，加上重工业和投资品工业的高资源消耗特性，意味着这种增长路径是不可持续的；(3)资本深化和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既不利于创造就业，又不利于提升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因而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抵触的；(4)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其原由相当程度上是来自金融部门的运作背离了市场原则，其后果又往往是导致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垄断地位的强化，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 应该说，上述各项批评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它们的性质都是部分而非全面的批评。专就效率特性而言，理论上，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而言是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取决于所提升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否足以弥补所牺牲的动态规模效益。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则有赖于动态规模效益是否足以抵消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或更确切而言，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是否足以使得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不出现。可见，这两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路径的相对效率不应该先验判定，归根究底是个有待考察的经验问题。 如果说效率问题是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内生决定因素，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的性质，则是部分内生部分外生的决定因素。概念上，投资品工业和重工业确实往往具有高度消耗资源的特性，然而也不一定如此，以机械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深加工工业就较少这种特性；而资源消耗强度的更主要决定因素，是建立在特定消费模式基础上的产品结构，而消费模式除了取决于与经济增长路径相联系的收入分配模式之外，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因此，专就这些决定因素的内生成分而言，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限制是一种潜在危险，是否成为现实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和消费模式，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归根究底也还是效率，即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业问题也可如是观之。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不利于创造就业，非工业部门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于是成为这种增长路径的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向非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至于说与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经济体制并不符合市场原则问题，一方面，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特定历史中的文化和政治条件加以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市场体制毕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提升效率、促进发展才是目的，而上面提及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失落更提醒人们必须对原教旨式的市场原则抱持警惕态度。 总括而言，经济增长的核心始终是效率问题，作为可持续性的外生决定因素的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效率问题的解决。效率问题因此被认定为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而讨论舒缓以至解决资源消耗问题和社会意义问题所需的政策和体制，期望借此探寻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路向。 三、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的效率涵义 在迄今的整个改革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图1标示在此期间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曲线，其中以不变价格产值计算的曲线始终远高于以当年价格产值计算的曲线，反映了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透过相对价格变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推动整体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