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的光芒：_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docVIP

103岁的光芒： 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 　　50年来，汉语拼音为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进信息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回望汉语拼音50年，今天103岁的周有光，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吸引着许多媒体的关注。 　　充满追述、总结还有畅想的关注，既使人们重温了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来龙去脉，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位103岁老人的生命光芒。 　　“26个字母搞了3年” 　　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进入《解放周末》的专访视野，源自崔永元的推荐。 　　周有光曾是《小崔说事》的嘉宾，那期节目名为《一生有光》。 　　崔永元：周先生您给我们谈谈，这个汉语拼音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 　　周有光：汉语拼音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怎么读音它本身很难表示出来，我做了一个统计，三个汉字当中至少有一个字是不能表音的。我小的时候读书，一个字不认识就要问老师，查字典不行。 　　崔永元：师傅带徒弟。 　　周有光：因为字典上用反切方法来注音，要认两个字来注一个字，小孩子用不了，所以只好找老师，老师不在我就没有办法了。清朝时就提出来，要制订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可清朝没做成功。到了民国元年，就开会，开会以后制订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把古代的汉字简化了，作为符号来注音。这是中国三千年来第一套国家法定的字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呢就发现有问题，外国人要来学中文，你拿中国字来注中国字，外国人学起来就困难。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要研究制订一套新的东西，就是拼音字母。拼音字母的好处是，中国能用，到外国也能够用，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标准，变成国际文化的桥梁了。 　　崔永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吧。周先生，现在大家都叫您文字语言学家，其实您是可以成为金融学家的，您以前学的是金融，后悔吗？ 　　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有点偶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是经济学的教授。可是业余呢，我一直对文字有兴趣。1955年，中央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我去了。会议开完了，我要赶紧回去，因为我要上课，我还接了别的事情。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来，在新成立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工作，做语言文字的工作。我说不行，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讲什么呢，领导说现在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我就不好讲了。 　　崔永元：就是没有内行，那个时候。 　　周有光：这样子我就改行了，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愿意吗？ 　　周有光：我很满意。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需要我，那就很好。因为经济学教授上海多得很，字母学这一行的确是很少人，所以我就改行了。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开，我就规规矩矩自己学语言学和文字学。 　　崔永元：据我了解，当时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各种方案有1400多个，最后确定了这个。那么这1400多个方案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样的？ 　　周有光：群众非常热心，听到我们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下子来了1800余封信，当中有800多个方案，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要研究许多不同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要给人家一个答案，要使人家满意。所以《汉语拼音方案》搞了3年才成功。 　　人家笑我们，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搞了3年。当然普通人不了解，这个字母学是一门专门的东西，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很高兴，花了3年工夫，能制订出来一个。这个方案提出要经过好多个关，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国务院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正式公布，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标准。 　　“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 　　年过百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央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让人不由觉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报记者上个星期赴京拜见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朴素的老式公房里。老先生刚用好晚餐，在他的小书房里安静地阅读。“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他说得自豪，笑得纯净，一扫岁月沧桑和命运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听器，记者高声地提问，有时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镜，边看边念。不加停顿，回答就很顺畅地出来了。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您作为主要制订者，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吗？” 　　“我出版了一本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里面收了我50篇文章。”周老先生一边说，一边弯腰从书桌旁拿出这本新出炉的书。“津梁，在这里是文化沟通中桥梁的意思，因为这是面对国内国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这真正是一种津梁。一方面，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