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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 分类：大学学报 作者：魏晓文 字数：3158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摘 要: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关 键 词: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 　　中图分类号:K 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8)02-0156-05 　　 　　一、 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张学良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军事将领,他的政治生涯始终是与国家的内忧外患联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军人生涯,便萌发了“息争统一”思想;在东北危难之际,毅然改旗易帜,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了东北地区分封割据的状态,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 早年军人生涯: “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 　　张学良少年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东北,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年方十五的张学良就“颇受刺激”,“即欲立志为国家做事”。张学良厌恶动荡、希冀和平,深为国势阽危、民生憔悴担忧。曾立志出国学医以应国家之急,又决心当一名学者,均遭父亲反对,在服从为孝的观念下,他不得不走进讲武堂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期间,张学良与爱国教官郭松龄相交甚密,受其影响,“强兵救国”、“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进步思想在张学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此立志,“军人以卫国为天职”。 　　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参与军机,历任奉军要职。在混战的年代,他参加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1］。逐渐产生停止内战,谋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他是军阀中首倡弭兵息争的青年将领,受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高度赞誉。1928年,他极力说服父帅撤兵关外,尽快结束第三次直奉战争。可见,张学良遵从父愿走上军人生涯的同时,也想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作点什么”,并尽力为之,这正是他反对战争而又参与战争的重要思想动因。毋庸回避,在参加战争的起初思想动因中他也曾有封建军阀思想的因素,试图帮助父亲扩充地盘,力挫群雄,但这毕竟不是他思想动因的主流。 　　2. 东北易帜: 国家统一思想的形成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元首的张作霖,期望由此引起东北内乱,以便趁火打劫,东北政局陷入危机之中。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政伊始面临两种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庇护下保住东北的“独立”;二是接受“和谈”,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军阀,张学良完全可以倚重日本帝国主义,经营自己的“东北王国”,然而他顶住内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此举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张学良在父帅身边,目睹身受,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贪婪,深感仰人鼻息的日子之屈辱和艰难,逐渐产生了反日排日思想,特别是皇姑屯事件,使他亲眼看到其父的可悲下场。因此,当日本代表林汉助威胁他时,他回击说:“我乃中国人,我的思想当以中国为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盖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北人民之愿望”［2］24。不搞东北独立王国,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体现。他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政治头脑清醒的张学良基于民族大义,出于爱国之心,愤于日本的杀父之仇,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南北统一,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他在易帜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