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doc

-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