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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保险公司案件存在的问题 　　1、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很多保险公司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其本身并不是侵权人，不应当成为被告或者当事人。 　　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规定的冲突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对“保险公司承担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的规定是不论投保人的过错和责任大小，保险公司均应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范围内全部赔偿，该责任属于法定责任;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却规定了在一定情形下，比如肇事方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情况下，保险公司只对受害人抢救费用承担垫付责任，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往往以该条规定作为其不承担责任的理由。 　　4、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这其实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没有选择是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范围内还是在第三者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在第三者商业保险范围内能否得到赔偿问题。 　　5、常见的与有关保险责任是否承担的衍生问题。一是关于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问题。保险公司往往以投保方责任认定过重作为减轻自身保险责任的理由。二是农村户口适用城镇标准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规定，受害人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交通事故发生后，很多农村户口的受害人要求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而保险公司往往对法院适用城镇标准的认定提出异议。 　　6、保险的道德、秩序风险防范和受害人救济冲突的问题。在遇到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双方各有合理之处、谁都不能驳倒对方的问题时，法院往往难以取舍。保险公司的立场往往会从防范保险道德风险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否则将引发保险道德风险和社会秩序的管理混乱。如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或者逃逸，保险公司则不承担保险责任。而受害人往往因肇事方的赔偿能力有限或逃逸等原因，无法实际从肇事方获得赔偿，人民法院此时若无视受害人的诉求，无视受害人的救济，必然造成受害人不断上访、申诉，非常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7、保险公司在诉讼阶段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1)保险公司自身应诉不积极的问题。很多涉及保险公司的案件到了法院承办法官手里，却很长时间都无法找到保险公司的联系人，影响了办案效率，此时受害人往往到法院找麻烦。(2)保险公司方举证不充分。有些案件在法院都经过了一审、二审，可保险公司连保险单或保险合同都没有向法院提供。如太平洋财产保险萍乡中心支公司与陈小奇等一案，因保险公司未向法院提供保险单导致败诉;又如天安保险公司萍乡中心支公司与朱德才、李忠含等一案，保险公司在法院一审、发回重审、二审期间均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并且在一审时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导致保险公司最终以败诉告终。(3)保险公司怠于举证或举证超过期限的问题。比如对于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一审没有举证，到了二审上诉又举证或者举证超过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导致法院根本不好认定证据效力。又如，在一些保险公司负有提出反证义务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往往怠于举证。(4)保险公司不接受调解的问题。保险公司的理由一般是调解没有总公司或上级分公司的授权。虽然调解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但如今调解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保险公司这种一律不调解的态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 　　三、解决问题的意见或建议 　　1、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或者当事人的依据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以及《保险法》第50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 　　2、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规定的冲突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道路交通安全法》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法律位阶上属于上位法，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从受害人救济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也应当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 　　3、对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主要应当考虑：一是要考虑免责条款是否具有公平、合理性以及有无法律依据。比如诉讼费的承担是由人民法院依法决定的事项，不能由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免除;医药费属于救治伤者必须支付的费用，应当全部得到赔偿，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医药费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予以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