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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崇高 　　崇高作为美学范畴的一种，也被称之为壮美。就审美对象而言，崇高具有强大的威力，可以表现在艺术作品的形态与格调中。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艺术源远流长。崇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有着深切体现的，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一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本文试从两个角度作一些粗浅的探析。 　　一、壮志豪情引发的崇高 　　古罗马的朗吉诺斯在其《论崇高》中认为：庄严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往往能引起人的崇高感。那些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传诵千古不衰，就是因为它们负载着庄严伟大的思想，饱含着慷慨激昂的情感。而这种思想、情感，又集中表现在诗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上，也表现在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热爱和对黑暗势力的大胆揭露与鞭挞上。 　　“士人精神”的支撑让那些富有崇高感的古典诗词具有了奔放、明朗、博大、雄浑、高亢、刚健、深刻的特质，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便是“舍我其谁”的自信和道远任重的责任，由此就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崇高理想的孜孜追求。所以即使在“信而见谤，忠而见疑”，被放流浪的情况下，大诗人屈原依然尊其内美，重其修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杜的《望岳》又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语提升着读者的精神境界。 　　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之一的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上述思想和情感的重要体现。上起屈原，下迄龚自珍，爱国主义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诗人们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挚的爱和对黑暗反动势力强烈的恨。《离骚》开篇颇为奇特，屈原强调自己与楚同宗及其名美字正，以显其理想与灵性，情感肃穆而豪壮，含蕴深邃而庄重，意在表明他对存君兴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楚王迷信于谗言，群小汲汲于富贵，他一方面内心十分焦虑，“岂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担心“时不吾与”，“修名不立”；另一方面又猛烈抨击腐朽势力：“众皆竞进??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的反复无常不可依靠：“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直至国亡家破，他也没有避世远祸，弃国奔走，而是以身殉国，“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后世像杜甫、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龚自珍等一大批爱国主义诗人，他们创作的优秀爱国主义诗篇，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食粮。 　　二、忧愤悲恸引起的崇高 　　中国的士人历来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精神的化育，他们始终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捍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人类是在痛苦中开拓灿烂前景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士人们的楷模，也是通过与严酷现实的不断抗争抒写着自己忧愤悲恸的心灵史，从而以感性生命的被摧残，甚至被毁灭来成就自己精神生命的永恒价值。“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人们仁民爱物，忧愤悲恸的诗心和诗情倾注于诗，便成就了众多具有悲剧美的诗篇，诵读这些不朽的伟大心声，常常能激起悲壮之情而使人的心灵净化，精神崇高。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正道直行，尽忠竭智，以事其君”，但“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终遭放逐，忠怨之情郁结于心，发愤而作《离骚》。诗歌以华美的辞章和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位自身高洁却身处污泥，洞明世事却应者寥寥，沤心育才却兰蕙变质，热衷于“美政”却身处昏朝，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求索的悲剧形象。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分析《离骚》的情思与结构时说：“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易不亦去，一息尚存，此心安放？”“宁流浪而犹流连，其难以死亡为逃亡乎？故‘从彭威之所居’为一归宿焉。”诗人最终选择了以毁灭感性生命来成就精神生命之永恒价值的悲剧性道路，惟其如此，才使得屈大夫成为震古烁今，光照万世的世界文化名人，才让排忧泄愤的《离骚》具有了伟大而崇高的美质。 　　“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强烈的爱国主义常常表现为对黎民百姓的仁爱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就连三国时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一代枭雄曹操，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也禁不住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也就是因为他具有一颗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赤子之心”。他自己因战乱触风雨，犯寒暑，流离失所，却依然心系百姓。“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宵”，“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见到如此凄惨的情景，诗人感同身受，“感时花溅泪，恨别乌惊心”，用血和泪写下无数悲壮的诗篇。哪怕是在自己的茅屋为风所破的情况下，他想的依然是天下受难的苍生，并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