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中尧让贤部分的简序调整刍议9.docVIP

《容成氏》中堯讓賢部分的簡序調整芻議 （首發） 孫飛燕 清華大學歷史系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容成氏》中有關於堯求賢者而讓的記載，按照整理者李零先生的編排，這部分簡文如下： 是以視賢：履地戴天，篤義與信，會在天地之間，而包在四海之內，畢能其事，而立爲天子。堯乃爲之教曰：“自【9】入焉，余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焉。堯以天下讓於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10】 簡文“自入焉，余穴窺焉”，李零先生認為講的是堯暗中考察賢者的行為。他的解釋是：“指鑿孔於牆，令試用者入其內，自外觀察之。”但是這種理解有兩點可疑之處：首先，“自入”從語法和文意上都難以講通。第二，這種考察賢者的手段，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難道在牆上鑿一個孔，而堯通過小孔窺視被考察者就可以判斷一個人賢或不賢嗎？ 實際上，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在於，簡10所謂“余穴窺”的“余”字並非“余”字，而是“宗”字，整理者對簡9和簡10的編排是錯誤的。該字字形如下： “宗”、“余”在楚文字中字形相近，尤其是該字上部恰恰不清楚，所以整理者釋為“余”字，學者均無異議。不過在《容成氏》其他簡中既有“宗”字： （簡41）（簡46） 也有“余”及“余”作為偏旁的字： （簡25）（簡27）（簡29） 將該字與“余”及“余”作為偏旁的字相比較，可以發現其差別主要有兩點：一是沒有“余”字最下的一撇；二是該殘字的豎筆也沒有像“余”那樣穿過第二橫筆到達第一橫筆。因此，其字形應該還是與“宗”接近。 孫偉龍先生在討論戰國楚文字中的“宗”、“余”二字時，指出二者已經容易混淆，既有寫法近似“余”字之“宗”，亦有譌近“宗”形之“余”。但他更進一步指出，具體到個體的書手，在使用“宗”、“余”二字時大多會有意加以區別。他列出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冊中“宗”、“余”二字同出的簡文五篇，現將其表引用如下: 篇名 宗字 余字（旁） 《上博一·孔子詩論》 5·2124·25 27·16 《上博二·從政》 乙4·21 甲2·12甲1·17甲14·4甲5·15 《上博三·周易》 33·17 14·114·1014·2514·3315·9 33·30 《上博三·彭祖》 4·17 2·302·525·216·223·10 《上博二·容成氏》 41·3746·2 10·329·4 27·725·8 孫先生指出，在五篇“宗”、“余”二字同出的簡文中，“宗”字不加羨符“丿”、“口”，“余”字則大多數都使用羨符“丿”、“口”，只有《容成氏》篇使用了一例沒有羨符的“余”字。應該是書手為了區分“余”、“宗”二字，才有意識地這麽做。 孫先生所言《容成氏》中沒有羨符的“余”字，正是我們討論的這個字。可以看出，五篇簡文中“宗”、“余”二字界限井然有別，唯獨《容成氏》該字被認為是唯一的例外，作為沒有羨符的“余”字處理。筆者認為，這所謂的“例外”恰恰從反面證明該字不是“余”，而是“宗”字。也就是說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至第五冊中，二字在同一篇簡文中沒有訛混。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該字釋為“余”在文意和字形上都有問題，當釋為“宗”。這樣簡9與簡10的編連自然也就行不通了。筆者認為，簡10應該上接簡31： 孝唇（？），方爲三俈，救聖之紀：東方爲三俈，西方爲三俈，南方爲三俈，北方爲三俈，以越於溪谷，濟於廣川，高山登，蓁林【31】入焉，宗（崇）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焉。堯以天下讓於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10】 “宗”讀為“崇”，意為高。穴指洞窟。古代賢能之士常常隱逸于山林藪澤巖穴之間： 《韓非子·說疑》：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 因此，文獻中常常用“巖穴之士”來指代隱士： 《史記·伯夷列傳》：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 簡文“高山登，蓁林入焉，崇穴窺焉”，即登高山、入蓁林、窺崇穴，三句話句式整齊，與下句簡文“以求賢者而讓焉”相接文意順暢，是形容求賢地域之遍及。其含義與上舉《韓非子·說疑》中“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相同。再如《周易》小過卦：公弋取彼在穴。帛書《二三子》引孔子的話說：“此言聲（聖）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也。”廖名春師認為“穴”比喻民間山野，“公弋取彼在穴”是比喻明君求賢於野，這是非常正確的。孔子所言“聲（聖）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亦可與《容成氏》簡文相對照。 關於“方為三俈”的釋讀，學者意見有很大的分歧。在各家說法中，董珊先生的意見最值得重視。他舉《尚書·堯典》、《韓詩外傳》、《白虎通義·封公侯》、《說苑·君道》“十有二牧”為證，認為這十二“俈”或即古書的“十二牧”，簡文是說每方設立三人以為帝王之輔佐，深入四方民間以行政事。 《韓詩外傳》卷六第十七章：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