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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结构论”与“本质论” 　　2012年6月20日，正是中日关系从名古屋市长的“南京大屠杀乌有论”向东京都知事酝酿“钓鱼岛事变”过渡而持续“高烧不退”的时候，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发布了颇有刺激性的数据：日本人的中国反感率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84.3%，好感率只有15.6%；而中国人的日本反感率为64.5%，好感率为31.8%。 　　“空前最坏的结果！”“相互反目的两国国民！”日本媒体反应强烈，与东京都发起“购岛募捐”挑动的“钓鱼岛危机”形成共振。 　　然而，中国主流媒体却一再发表把危机描绘成“右翼分子破坏中日友好”的“闹剧论”文章，呼吁“正气”压住“日本右翼的邪气”，警告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回避事实的批判、诅咒难免搅乱外交战略思考：既然绝大多数国民感情如此，“友好”立论逻辑何在？“正邪”所指究竟是谁？ 　　事实上，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日本人的中国反感率早在2004年就开始超过半数达58.2%；而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日本反感率为53.6%。进一步来看，中方2002年“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的数据是43.3%，日方“外交舆论调查”的同年指标为49.1%；即在2002年就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反感对方”的状态。 　　现代政治和公共外交需要“信息化民意”作为政策根据。战后中国对日外交一直高举“友好”旗帜，为什么“大局”适得其反？日本是国民投票选举政府的政治共同体，哪里有“扶正压邪”的头绪？直面事实，反思经验教训，才能整理化解危机的思想路线图。 正视“真问题” 　　以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解，相互高度嫌恶的国民感情正是谴责对方的借口和机会；并且从调查数据来看，日本人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社会主义、一党制、利己主义因此不可信赖”，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认识是“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好战，因此不可信赖”。如此认定对方具有某种讨厌的“本质”，倘若让容易感情短路的“本质主义”者判断，似乎只有长期“死磕”乃至“终有一战”的前途了。 　　然而，知识探讨应看到“结构性”事实：有80.3%的日本人和78.4%的中国人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并且双方多数都不满于政府外交和首脑会谈的成果，都肯定存在“领土问题”，都认识到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是“领土问题”，都最希望首脑会谈能解决“领土问题”。很显然，“领土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对抗性“结构”，通过谈判和平、合理地解决“钓鱼岛问题”乃化解中日关系危机的出路。 　　中日外交的实际状况怎样呢？就在“钓鱼岛事变”发生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于2011年底访问了中国，双方把即将到来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确定为“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希望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2012年1月31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审议中，一位在野党议员质询野田首相：去年举行了日中首脑会谈，但总是用“战略互惠关系”之类“悦耳动听”的语言游戏搁置“真问题的解决”。为什么不谈“尖阁列岛”和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是不是应该反省？野田答道：“战略互惠关系见面就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咒文那样，见面就相互唱念一番，但个别悬案还会闹起来。” 　　“战略互惠”是日本提出的中日关系新概念，堂而皇之地载入两国的“政治文件”，但竟然被戏称为“咒文”，引得议员们当场失笑。野田也似乎意识到不妥，一边致歉，一边修正说：“应该说是理念，或者说是基本原则，相互确认，反复念几遍，也有深化意识的作用。” 　　但那位议员不以为然，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工作”，指责两国首脑遇到麻烦就靠唱经念咒逃避问题。 　　对于“战略互惠关系咒文论”，日本媒体称首相“无意中流露出本心”。事实证明日本政府的外交谋略超出那位议员的想象：首相访华照例念一通“战略互惠关系”咒文，但几个月之后就发生“购岛事变”，爆发钓鱼岛“悬案”。 　　如果在邦交正常化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合理解决了钓鱼岛问题，或者即使当时搁置但后来择机谈判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条约化，何至于如今撕破脸皮。 中国的信息战略“盲区” 　　历史认识、钓鱼岛之类“问题”间歇发作造成周期性恶化的外交僵局，这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规律。“历史认识问题”时有“休眠”，外交缓和周期尚能勉强复位。但“钓鱼岛问题”出现了日本否认“搁置主权争议共识”的“死结”，所以挽救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两国共同澄清历史真相。 　　外务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课长浅井基文指出：搁置主权争议问题，“不仅是外务省，而且是日本政府共同的认识”。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的外务省条约课长栗山尚一也确认：存在中日首脑之间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共识”。于是，玄叶光一郎外相在2012年10月10日会见记者时说：“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