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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之中国文化经济学 　　茶是中国送礼文化的最集中体现，是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物。权力与金钱决定了什么茶能成顶级茶，什么茶只能是低端茶，也决定了茶市行情。 　　1961年春，周恩来陪外宾造访龙井茶著名产地之一梅家坞，喝完最顶级的“明前”龙井后，特意向周围人强调：“龙井茶的味道这么好，倒掉太可惜。”言毕，将茶根倒入口中咀嚼咽下。周恩来懂茶，爱绿茶，但喝完茶汤后吃掉叶子显然不是绿茶之道。 　　梅家坞建起了周总理纪念室 　　这应该是向毛主席喝茶习惯的公开致敬，毛泽东喝茶喜欢吃掉茶叶是公开的秘密，而周恩来吃茶叶的记载仅见此一次。1961年虽不像后来的文革，但前有高岗、饶漱石，后有彭德怀，而周恩来先是1953年变成只管外交的总理，后虽因高岗倒台恢复部分权力，但1956年后多次令毛不快，1958年被迫连续三次公开检讨，毛对前两次颇不满意，特令不得由秘书代写检讨。 　　不过，总理将剩茶倒入口中的吃茶动作并不专业，毛泽东的吃法是用三指直接捏了茶叶送入口中——这是喝熏茶留下的习惯。熏茶，为湖南宁乡、平江、望城、湘潭、湘阴、湘乡等地乡村独有的茶叶加工方式，系将新鲜茶叶在铁锅中杀青后，再用柴草、谷糠用类似熏腊肉的方式烘干而成，虽属绿茶，却呈黑色，闻起来有股凶猛的烟火味。 　　熏茶 　　熏茶不像一般绿茶只摘春茶取其嫩叶，故茶叶粗糙经泡耐嚼，茶味浓郁甚至略有回甘，所以熏茶区人民喝茶，喝完茶汤后，都会用三指捏了茶叶放入口中咀嚼，这是标准动作。中共高层中，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皆生于熏茶区，积久成习，毛泽东后来虽天天喝龙井，却是把它当熏茶来喝的。 　　毛泽东喝茶专用的“主席瓷” 　　当年周恩来喝完茶后特意留下几角钱以为茶资，喝掉的那点茶实际卖不到这个价，但普通人也无法以这个价买到它。今天，正宗龙井或碧螺春等顶级绿茶，依然是首长们的最爱，但要和首长们喝到一样的茶，就得花上比不那么出名的好茶高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价。 　　茶和烟、酒一样，在中国是带有强烈送礼特征的特殊商品，送礼会导致极大的差价，这使得中国烟、酒、茶的价差举世罕匹。香烟虽然是高度工业化和标准化的产品，完全不讲产地、时令，但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价差仍达500倍，市面上能见到的白酒，最大价差近千倍，若算上拍卖会上的天价，则会接近十万倍。 　　中国茶叶生产高度分散，没有厂商品牌只有产地品牌，非常讲究产地、时令和故事，制造价差的理由极为强大，所以，最便宜的砖茶与最贵的茶就有上万倍的价差，若算上各种拍卖会上的天价，价差可达50万倍。所以你去茶叶专卖店，销售通常会问你是送礼还是自用。 　　武夷山大红袍的母树，从这里出产的茶叶曾在上海拍卖出1克近1万元的天价，武夷山市副市长则对此非常满意，表示“上海是我们的福地” 　　只是，能卖出天价的产茶地，茶农所得也远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多。能从当地品牌获得最大溢价收入的茶农，大概当属被认定为正宗西湖龙井的几个村落，即便好年景，一亩茶田所得三五万元，这已是上限。 　　而售价堪比毒品的茶叶，虽在中国多不可数，但茶叶均价并不高，2016年茶叶行业的生产总值，每斤不过27元，出口茶叶则半之。由于农药残留的恶名，2016年10月欧盟实施的新法规，对中国出产的茶叶显然有针对性歧视，譬如限定抵达的空港及海港，由随机抽查改为10%的强制检查，费用由企业承担。 　　自用茶还是送礼的“商务茶”，外观就能区分出来，无论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茶，自用者包装简单朴素，往往仅以满足密闭不易变质的要求即可，而商务茶包装则唯务隆重奢华，有时包装成本甚至会高于茶叶成本，无论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多用红、紫、金，风格类乎2001年APEC会议上的唐装，浓浓的中国风。 　　颇具火锅底料风格的绿茶包装 　　当然，直接送给中央首长的茶，包装上依然秉承一贯的低调朴素，与人民群众喝的廉价花茶、绿茶外包装并无显著区别，要么是寻常的铁罐内封一锡纸袋装的茶，要么就是内衬防潮锡纸的牛皮纸包装，外面再套一塑料袋。外包装上简单地印上产地名。 　　能占据顶级生态位的茶，只限于绿茶、乌龙茶和普洱茶，花茶、红茶即便有少数名品，也只能占据中端生态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花茶、红茶素来与产地关系不大，尤其是与那种能精确到某一山头甚至某一棵树的说法无缘。而品质与精确地域挂钩，正是绿茶、乌龙茶和普洱茶的强项 　　2016年中国茶叶产量品种结构 　　绿茶格外讲究水土、时令、炒工等特别容易制造传奇的素材，而且风味保持对存储和物流要求极高，所谓不开包一年，开包一个月，自古以来最顶级的生态位就为少数绿茶把持，西湖龙井自1949年以来持续获现当代政治名人加持，美誉度最高，太平猴魁2002年后突然爆红，2016年相对滞销，亦是如此。 　　乌龙茶是后来居上者，较之绿茶，不足之处是九十年代才打开知名度，缺少伟人加持的历史——1949年毛泽东在福建代表送来大红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