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和达尔文不同的自然选择之路2.docVIP

华莱士和达尔文不同的“自然选择”之路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京)2013年2期 作者：郑笑冉 　　【英文标题】Wallace and Darwins Different Roads of Natural Selection 　　【作者简介】郑笑冉，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内容提要】华莱士和达尔文分享了共同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虽然对性别选择、种间不育和人类起源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两人在世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侧重的不同，后来的研究者们关注到了两人在“自然选择”理论中的微妙差异。对比华莱士和达尔文存在不同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博物学动机和理论兴趣，能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博物学实践中产生不同的习惯与方法。而两人在博物学实践中不同的习惯与方法，又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华莱士在标本采集中对种与属层面的关注，以及达尔文相关工作中对个体细节的关注。对比两人不同的博物学实践工作之后，展现出来的是两条完全独立的“自然选择”之路。 　　【关 键 词】华莱士/达尔文/自然选择/博物学实践 　　一、华莱士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间的差异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各自独立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机制的进化理论，他们是杰出的先锋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19世纪典型的博物学家，他们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广泛研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华莱士和达尔文各自都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影响，他们都认识到动物和植物处于“生存竞争”中，并将这一点视为形成他们的进化理论的关键。 　　这些相似之处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对达尔文和华莱士进化论的重大差异的评价。例如，在性别选择的雌性选择的重要性方面，华莱士与达尔文的观点完全不同。华莱士和达尔文的理论首次出版四十年之后，华莱士提出，“由于雄性的斗争而产生的性别选择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与达尔文不同，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雌性的选择，科学观点的潮流是向着我的观点方向移动的”。当时，华莱士是正确的；科学观点确实是朝着华莱士的观点方向移动的。通过雌性选择实现的性别选择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成为进化论生物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克罗宁2001，页167-170]。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人工选择和驯化生物与野外进化之间的关联性上也持有不同观点。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在对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的“长篇论述”的开始部分论述了生物饲养的类推结论，尤其是鸽子的饲养。相反，华莱士对从饲养动物和植物中所推出的结论在自然界生物中的适用性表示怀疑[Shemer 2002，p.116]。 　　华莱士和达尔文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涉及杂交不育性是否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直接作用而进化，也就是说，杂交不育性本质上是否具有适应性？达尔文和华莱士一致认为，在分化的初始阶段，端始种之间进化的任何杂交不育性都不是杂交的部分不育性直接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特征分化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达尔文认为，所有杂交不育性和不可杂交性都是副产品；相反，华莱士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能够直接提高已经具有部分不育性的杂交的不育性。并且，华莱士觉得他将自然选择拓展到一个达尔文未曾涉及的领域。在华莱士的晚年，达尔文去世很长时间以后，华莱士在论述他对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贡献的同时，将“维持自然选择提高杂交体不育性的能力”列为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拓展。[Johnson 2008，p.114] 　　另外，华莱士和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争论，也是许多华莱士的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华莱士的人类学思想主张自然选择不适用于人。对于这一问题，不同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史密斯和费奇曼相信，华莱士总是将自然选择视为一种服从于更深奥力量的规律。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华莱士在人类智力和道德特征的进化问题上经历了急剧的观点转变，这一转变与他对唯灵论的接受以及对他的作品构成国内政治利用的动机有关。对于这一观点的代表有科特勒(Kottler)和斯洛顿(Slotten)。[Johnson 2008，p.124] 　　然而，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人在世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共同分享发现殊荣的自然选择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于野外考察，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则主要是基于对家养动物的观察。研究者们很早就关注到，华莱士与达尔文各自的“自然选择”理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人口学家尼科尔森(Nicholson)在1960年就指出，华莱士倾向于认为环境确立了绝对的适应值衡量标准，一个物种中的所有成员都要接受检验。凡是不能通过这种标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