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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实证考察 　　摘要：后税费时期，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及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形成固化的村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合法性排斥结构。文章借用发展社会学中的概念，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并试图放在后税费时期的基层治理机制中理解精英俘获得以出现的内在逻辑。精英俘获极大削弱了后税费时期资源下乡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资源下乡；精英联盟；精英俘获；排斥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187-06 　　一、问题与田野 　　（1）问题提出 　　社会学视角中的精英研究，可以分成解放之前、解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后至今三个时间段。解放前的农村精英研究，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背景，探讨农村精英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在转型中的调试。杜赞奇指出20世纪上半叶农村精英的地位和功能从“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转变；黄宗智认为在传统社会，士绅被认为是当地公认的领袖，乡保实际上是最基层的半官职人员，是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同时，宗族势力的大小往往影响了乡保和士绅两种精英在村庄社会中的权力大小和权力运作。解放初期的精英研究，主要强调社会变革对精英的影响上，黄树民通过个人生活史研究，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社会精英更替的历史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精英研究，集中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经济精英对村庄政治运作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郑辉、李路路研究了经济精英已有的体制资源对其自身在新形势下成长的作用；徐勇将经济精英放在村民自治的话题域中进行考察，指出经济精英逐渐参与到乡村权力竞争中，出现“能人政治”现象；仝志辉、贺雪峰以村庄权力结构为讨论基础，建构了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权力结构，并以经济分化、社区记忆为变量，区分了不同类型村庄中精英的互动逻辑。 　　已有研究仍有可供开拓的空间。首先，学界关??精英的指涉对象，主要是村干部、家族元老、相对高学历的农民以及率先富起来的农业专业户和乡镇企业家。但是按照帕累托精英的广义界定，精英是指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成员，已有的农村精英研究在涉及的对象和意涵上较为狭窄，限制了精英研究本身的理论空间；第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某类精英的研究或比较分析，缺乏整体视野和“共性”思考；第三，缺乏从农村精英与基层治理两者的互构关系角度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指涉的农村精英指在农村社会中有相对于他人的明显优势的人群，这种优势可以是建立在经济能力、血缘声望、体制身份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暴力优势基础上，即农民话语中“有本事的人”。在此意义上，乡村混混也是农村精英的一部分。同时，村庄精英不仅有“分”的一面，还有“合”的一面，当面临自身没有能力独享的利益时，村庄精英各取所需下的“合”的一面得以彰显。基于此，文章力图将村庄精英纳入后税费时期乡村治理话题域中，发现不同类型的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合盟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发展带来的诸多公共利益空间，在村庄中形成固化的利益排斥和政治排斥，本文将这种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生态称为“精英俘获”。 　　“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是发展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或反贫困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温铁军等指出，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精英农户（种植大户）得益远多于普通农户（小农），小农被边缘化，即专业性合作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但是总的看来，目前国内学界这一方面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在地化”理解。本文将其引入到基层治理视域中，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探讨精英俘获的内在机制，以求推进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发展。 　　（2）田野素描 　　从研究方法上，本文属个案分析法。虽然受地区差异、个案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个案不能作为推论总体的依据，但是个案所提出的问题和其背后所隐含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个案可以启发对问题更为深入思考，同时还可以作为大规模调查的依据。 　　A村现有720户，3000余人，4500多亩耕地，450多亩林地。户均耕地面积10亩左右。大部分农户收入靠种田和务工。村庄人情往来、养老等方面高度理性化，宗族、房头等象征村庄内部传统权威结构的标示渐失，村民自组织能力大为弱化。内生性力量消失，维系村落共同体的价值生产能力衰微，构成我们所讲的原子化村庄，即为本文的论述背景。 　　二、农村精英的构成 　　不同的社会环境，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