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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政策现在与未来 　　最后一届的Art HK刚刚结束，不少内地艺术界人士就已经大呼：香港的艺博会太棒了，内地政府一没政策支持二没资源优势，亚洲艺博会老大非香港莫属了!而候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观看完艺博会后也表示，香港要成为东亚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个与过往不同的来自政府之宣言。回看香港政府过往在艺术上的表现实在没有太大的作为，这是其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结果。当我们在观望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强势政策时，也有必要回看一下香港同归前后的文化政策变化，去预测一下这个“中心”未来的文化命运。 　　从“消极不干预”到以资源分配管制 　　其实香港的文化艺术政策有数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香港回归前的文化艺术政策，都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之中，以“反应式’’的措施、行政主导和供应者主导的方式运作，没有一个总体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具体统筹香港的公共文化服务。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准备移交香港政权，大力推动文化基建，以便体面地交还香港：区域市政局与艺术发展局相继成立，连同民主化的市政局，因着它们的民选性质和议会性质，文化推动较以前着力，而且引入民意的考虑，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无疑是多了，但是推动文化建设的效果存疑。 　　在说到香港文化艺术政策时，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它预示着香港政府对文化艺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开端。环视世界各国，现代文化政策和部门建设都起步较晚，原因是传统政府都视文化艺术为私人修养的问题，是社会的装饰品而不是必需品。政府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很少特别成立一个独立文化部门管辖，而多是暂时安置于市政部门。初期香港政府将文化事务托管于市政局，也基于同一道理。 　　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决定兴建香港大会堂，并邀请当时负责卫生、市容、康乐和房屋的市政局参与策划建筑物的设计与发展，包括设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演艺场馆等。在大会堂建成之后，香港市政局和市政事务处等政府部门在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上，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催化这个角色最大作用的是1976年香港发生社会暴动，为英???殖民地统治发出了警号。自此政府采取“因势利导”的管治政策来维持稳定，文化活动的发展正好配合这种功能，因此文化表演的娱乐和教育功能被政府所使用。由于资助方多为上流社会的外籍人士，因此资助的均为西方的高雅艺术。 　　这样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文化艺术而言有利有弊，利在于在当时熔铸了一种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凝聚了一批文化人，为日后民间文化团体的成立奠定基础。弊在于政府对艺术发展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指向，导致整体艺术规划过于短视。据一些当时的记载可见，当时香港市政局(乃至于政府)倾向将艺术理解为“恢复精神与体力”的闲娱活动，而非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虑其工作的目标和范围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工业发展使香港社会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开始被外界冠以“文化沙漠”之名。工作时间缩短，闲暇的时间增多，社会也向消费社会模式发展。香港的文化政策发展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为开始了以科层组织管理文化服务，这也是70年代后期港督麦理浩主政时期(1971－1982)，公共开支猛增，政府编制扩张，公务员体系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当时以警队和市政事务处的编制增长最大，显示香港政府已从最低限度管治的政府向责任政府过渡，主动向市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1977年香港政府进行内部研究，确认自己在艺术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为“统筹者及催化者、所需基本设施的供应者及推动者，并于有需要时提供财政或其他资助，以培养艺术新秀或发展新的艺术形式”，这个主导文化服务的角色主要是由市政局承担，而当时的m,9也首次承认了它类似“反应式”的艺术政策，即是政府设立一些被动式的、反应市场需求的机制，当艺术界有明显要求时，才给予援助或咨询，支援(拨款)以短期为主，双方无强迫性的义务。 　　1977年，在“改善市容与市民的文化质素”的前提下，政府出资兴建香港艺术中心，可算是第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由民间独立管理的艺术机构。80年代在艺术总监何庆基不遗余力地推动下，香港本土的当代艺术有了民间讨论，1991年他推动的“香港文化系列”及一连串的回归展览配合了在大学刚起步的文化研究，开始推翻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论调，在“97”前后引起文化界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不少讨论。艺术开始向着本土化发展，香港艺术中心贯彻了“反映现实，也能够挑战社会的规范，并且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的理念，对政府诠释的“文化艺术”的大论述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推广了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何庆基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和艺术总监对香港的艺术贡献良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着良心推动当时认为是“低档的”，但贴近现实的“香港的”普及艺术，而这些文化身份的探讨是由下而上地受到政府关注，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