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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主权理论挑战 　　主权制度奠定了当代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基础,尤其二战后，主权也出现许多新动向，但主权理论的基本预设主要以主权的绝对性和最高性为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国际交流不断加速，主权理论与全球化理论之间的结合日益显露出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主权理论的变迁提出了新契机。 　　可以说，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主权的理解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的认识。全球政治权力正在发生重组，并不断挑战主权的实践与观念。传统的主权观念是与其时代相适应的权力界限分明的权力地图，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边界所界定的社会联系已经不能涵盖当今世界格局的发展。对主权理论进行回顾与前瞻对于理解主权理论的内在变迁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将愈发明晰。 　　主权理论的历史回顾 　　诚如狄骥所言：“正像大多数为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那样，主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在封建时代，主权几乎完全消失了。它的再次出现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它是法律职业者的行动的结果，他们把君权同罗马法中的‘治权’和封建时代的领（土）主权融合到一起，确立了近代法律制度的主权地位。16世纪的博丹对主权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把主权界定为君主的私有物。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将博丹的理论扫地出门，法律在充满疑虑的‘社会契约’理论中为自己找到了正当性根据。”回顾主权理论的产生，现代主权观念可追溯至博丹、霍布斯以及卢梭等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国际主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它间接说明并承认在一个君主国内使君主成为主权者的社会契约。 　　面对当时的宗教冲突和国内矛盾，博丹认为，在任何政治社会或国家中，都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最高权力体作为权威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应该为共同体全体成员承认。他明确地将主权定义为在一国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并认为主权是主权者对领土及其居民的最高权力，除受神法、自然法和万国法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其它权力所制定的任何法律和规则的约束。博丹的主权观念是“绝对的”和“永久的”???但同时他也承认，主权要受神法、自然法和万国法的约束，因此，他的主权含有“相对主权”的因素。 　　霍布斯主张个人应把自己的自治权力主动让渡给强有力的权威，因为在他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论断中，人的生命是孤独、贫困、野蛮和短暂的。“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为了避免彼此的互相伤害和危险，人们有必要为长期的和平与安全及有效的政治统治创造条件，这样的结果就是建立最高权力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统治关系。他认为，将自治权力让渡出去，是实现“一切人团结”的基础——这种团结是需要主权者来承担和贯彻的，主权者必须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证遵守规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法律。由此，霍布斯所建构的主权是“永久的、不可分割的、专制的”。 　　而洛克提出：主权思想中存在着两个最高权力，即使人们同意建立共同体后，人民中间仍然保留着一个最高权力，共同体永久保留着一个最高权力，这形成了主权的二元论，以便将他们自己从任何个人甚至是他们的立法者企图和图谋中拯救出来。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并按照自己的性质、即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中，虽然只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原因在于，受托来达到一种目的的权力既然为那个目的所限制，当这一目的明显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那里，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保障的人。因此，政治权力是公民对政府的授权，旨在为被统治者的意愿服务，一旦这些愿望不能被充分代表并执行，最终的裁决者是人民。 　　卢梭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主权进行了分析——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从公意角度阐明了主权的性质。其实质在于根据“公共善”的标准和要求来创制、颁布和实行法律，而公共善则只能通过公众的讨论、协商并达成一致才能被知晓。在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上，卢梭不同于霍布斯的立场。霍布斯通过个人权力服从国家的权力而得以解决的，这就使国家成为所有权力领域的顶峰。而卢梭认为“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但不管最高权威是属于国家，抑或属于人民，二者的立场都有导致暴政的可能。 　　以上是传统主权理论的主要发展，当然，对于主权理论在现代的发展更为丰富，流派众多。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