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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慈善家雨果和他笔下慈善家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是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英国的查尔斯·狄更斯比肩的三大人道主义作家之一。他一生几乎横跨整个19世纪，创作历程超过60年，小说、诗歌、戏剧、哲学、绘画无所不精，是当之无愧的“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更为可贵的是，雨果还是一位宽厚仁慈、悲天悯人的慈善家和为穷人说话、为民主而战的斗士。正因为他的存在，在黑暗中艰难踟蹰的无数苦难者才得以见到希望之光。 　　在雨果所生活的年代，法国先后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这是法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为频繁、下层百姓处境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181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16岁的雨果在巴黎街头目睹了一桩触目惊心的惨剧：在其经过法院广场时，发现一个犯了“仆役盗窃罪”的年轻姑娘，颈上锁着铁圈被绑在木桩上。其脚边放着一炉炭火，一把烙铁插在里面烧得通红。一名男子从姑娘背后走上刑台，撕开她背上的衣服，拿起烧红的烙铁向她赤裸的肩头深深地烫去……这个伤疤既烙在姑娘的肩上，也深深地烙在雨果的心头，永难磨灭。时隔多年后，作家回忆道：“在我的耳朵里，虽然隔了四十多年之久，但仍然响着那被折磨的女人的惨痛的呼喊……我从那儿走出来，下决心要永远和法律的恶劣行为作斗争。” 　　随后，通过和古典主义的战斗以及同贫苦百姓的接触，雨果渐渐与其母所坚持的保皇主义立场相背离，成为国会议员中民主派的代表。为了贯彻他所坚持的以“仁爱”和“慈善”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他屡次在议会上和他人就君主制、立宪制展开激烈辩论。同时，他还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描写了下层百姓的悲苦生活，赞美他们淳朴善良的美好品格和孜孜不倦的斗争精神，对暴虐昏庸的上流贵族对下层人民的迫害进行血泪控诉。这使雨果成为企图复辟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的头号敌人。1851年底，遭到悬赏通缉的雨果被迫出逃，流亡异国长达19年之久。 　　流亡期间，雨果慷慨解囊，将日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接济穷人和其他流亡者，并鼓励他们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1862年起，他每周招待圣皮埃尔港的四十个穷苦儿童吃一顿可口的晚餐。在这19年里，雨果笔耕不辍，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彰显了他的慈善理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史诗性巨著《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的完成，源于作家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在序言里，雨果指出：“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无用。” 为此，雨果在作品中塑造了为给饥饿难忍的七个孩子充饥而偷了一块面包，却被判19年徒刑的主人公冉·阿让；为养活女儿珂赛特而遭德纳第夫妇敲诈，先后卖掉一头金发和两颗门牙，最后被逼为娼、饮恨而死的妇女芳汀；遭受德纳第夫妇非人虐待和压榨的少女珂赛特；小小年纪惨遭抛弃，流落街头却还要照顾两个弟弟的男童伽弗洛什；以及因贫穷而被迫卖光心爱书籍的马白夫老爹等一系列命运悲惨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遭遇，一直系在雨果心头，正如他诗中所言：“对苦难人们的爱活在我心中，/情同手足，我和他们心心相印；/可是啊，怎样捍卫穷人的权力？/怎样帮助彷徨漂泊的人们？/用什么语言安慰他们，使人平静？/痛苦、贫穷，还有繁重的劳动/——这一切问题使我永远忧心如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怀着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雨果在作品中塑造了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这两个慈善家的形象典范。 　　米里哀主教是仁爱与慈善的化身，被人们称为卞福汝（即“欢迎”）主教。他认为：“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要来保护世人心灵的。”他将自己的主教府改建成医院用来收容病患，把自己一万五千法郎薪俸中的一万四千法郎捐赠给各项慈善事业，自己则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收留无家可归、穷途末路的苦役犯冉·阿让，对其热情招待，妥善安置。当冉·阿让因偷了他的银餐具而被警察带到其面前时，主教非但没有责备和惩罚他，反将一对银烛台加赠给他，称：“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正是由于主教的善德善举才使得冉·阿让灵魂复苏，成为又一个济世救贫的慈善家。 　　被米里哀主教感化后，冉·阿让曾一度改名马德兰，在法国滨海蒙特勒伊开办了一座仿造英国黑玉和德国烧料的工厂。发财致富后，由于他乐善好施、体恤穷人而被推选为当地市长。之后，他秉承米里哀之教诲，在当地扩建医院、兴办学校、创建孤儿院，还为年老病残的工人设立救济储蓄金，将滨海蒙特勒伊市建成了一座欣欣向荣的世外桃源。虽然之后由于警官沙威的追捕，冉·阿让再次变为流亡者，但他始终秉承仁爱之心，扶危济贫，救人于危难之中，连捅烟筒的小孩他都以德报怨，对其给予帮助。他冒险从马车下救出割风老伯并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