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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维度下迁徙自由 　　【摘 要】确认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对所有国民实行平等保护，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有利于缩减地区差异和城乡对立，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各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迁徙自由 人权 市场 　　一 引言 　　公民的迁徙自由又称公民的迁徙权，其基本内涵是指公民在本国境内享有选择是否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异地并与移居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自由。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所应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这一点已被许多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建国初期，我国曾对公民的迁徙自由予以了肯定，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但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以常住人口为主，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则，将城???居民明确区分为“农村户口”与“非农村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实行区别对待的城乡分治政策。《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对公民的迁徙自由实行严格限制，这在事实上以一般法律否定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通过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迁徙自由均只字未提，默认了《户口登记条例》对公民迁徙自由的限制。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设置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亟需改革完善。 　　二 迁徙自由是破解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前提 　　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各种资源，尽快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实施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与此相配套，实行了以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治国策略。在那个时代，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是有着传统与政治等诸多原因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否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劳动力和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由政府统一计划调配，不存在按市场供求关系自由流通的问题，迁徙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行却是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在经济自然发展过程中，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先发优势，城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协调发展受到了破坏，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直至形成城乡对立。把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行“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更是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区分固定化、身份化。而与户籍管理制度相配套的城乡分割制度则针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不同身份，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粮食、住房、生产资料、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相互区分的就业与劳动保护制度，以及不同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这使得包括资金、资源、土地、人才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平衡流动，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异，致使建国后的城乡差距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大，巩固了城乡对立，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促成了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彼此联系、相互促进，此二者在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城乡分割政策的纽带作用下，促成和巩固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固化的结果，就是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差距。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6977元，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前者仅为后者的32%。 　　虽然我国市场改革已向纵深展开，但作为计划经济残留物的户籍制度一直存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并未得以解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本身即是对市场的背离，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冲突。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现也已直接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虽然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职工工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即与此直接相关。要破解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一顽疾，应对症下药，废除户籍制度，赋予公民迁徙自由，在国民间实行真正的平等保护，以缩小城乡差距。 　　三 迁徙自由是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必然过程。一般情况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二者之间严重不协调。2011年。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9.9%，但城市人口比重仅为51.3%。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使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中、生产要素集聚和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