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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政策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启示 　　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已成为世界性的新共识和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我们在详尽地阐述碳减排的两种主要政策工具——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经济理论依据、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中国应该同时采用开征碳税和建立碳交易市场两种碳减排政策，积极推进各种碳减排政策的国际协调与趋同，抢占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 　　关键词：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市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5-0005-09 　　一、引言 　　1962年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夭》唤醒了全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通过和1997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以及2011年在南非班德第17次缔约方会议（COP17）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协议的达成，把全球气候温暖化的严重性和碳减排的紧迫性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国际上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种：一是基于价格控制的碳税；二是基于总量控制的碳交易体系，亦或称碳交易市场。 　　所谓碳税是指以价格为导向，按照消耗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等）的碳含量或者碳排放量来计征的一种调节税。开征碳税可以显著地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使其向新能源或者低碳能源转变，并可以运用市场价格机制提升能源价格（且碳含量越高的能源价格上升幅度会越大），迫使生产部门选择低碳能源，倾向于清洁生产，促使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青睐于绿色消费，最终降低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冈还可以使碳排放水平稳定在基准水平以下，减少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碳排放，有效减缓气候变暖。当然，征收碳税对GDP有负面影响，对经济规模的增长产生消极的作用，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尤其在中国，开征碳税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双重”负面影响。甚至极端的一种观点是，碳税的实施毫无必要，它导致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将显著地影响国民经济质量，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如增加森林面积等来控制大气中的CO2含量。 　　诚然，也有观点认为，碳税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以及分配效应影响并不大，它所引起消费品价格和社会福利的超额边际负担很小，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非常小。更何况，严格而有效的环境政策可以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相对于环境政策宽松国家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得到很大提高，进而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即社会福利和企业利益都得到提升。退一步讲，如果将碳税收入用来大幅度减少现有税收的税率，以减少现有税收如所得税或资本税的福利成本，就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即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或者说，征收碳税所带来的主要负面影响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以及相应财政收益的使用方式来弥补。比如全部碳税收入转移支付给家庭部门，或者补贴工资成本，或者为养老金系统提供融资。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际碳税的全球性返还制度。 　　所谓碳交易市场是指以总量或数量为导向，以清晰界定碳排放权为基础，基于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好处是，能够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使政治辩论集中于环境政策目标，促进国际协同与合作，降低全球减排的成本。特别是，可以很好地适应与国家间排放交易体系的“链接”（ljnkage），实现国家间边际减排成本的均等化，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碳交易市场提供激励。相对来说，企业更偏好这种直接规制工具，尤其是私营商业、环保组织和电力部门等更青睐基于现有排放额免费发放配额的交易政策。但是，碳交易市场政策工具的最大缺陷是设置了寻租空间，特别是免费发放配额的排放交易政策，极易导致腐败。 　　抛开上述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有学者认为，如果边际效益曲线比边际成本曲线陡，总量控制手段（即碳交易体系）优于价格手段（即碳税）；如果边际削减成本曲线斜率相对于边际损失曲线斜率较大，碳税则比排污配额好。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巨大分布特征，碳交易系统是没有效率的，碳税在政治上又是不现实的，结合两者最优特点的混合政策，可能是有效率的和可行的手段。 　　综上所述，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的优劣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市场对减少碳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都是有效的，都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从2006年开始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国际碳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DG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在“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