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发展路径.docVIP

　　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发展路径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三代时期起,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从民族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开发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各民族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中发扬蹈厉,自强不息,交往联系,唇齿相依,共同创造了多民族的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联系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统一体,都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中国与中华概念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历史绝不是哪一个民族王朝发展演进、兴衰更替的历史,而是自古以来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这一认识已被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但是,以王朝史作为中国史的倾向至今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却依然存在。何以如此? 　　除了因受历史文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受传统史观中中国的传统定义的影响;而在这一传统定义背后所表现的,正是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本位主义。所以,搞清楚中国与中华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今天的中国概念并非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华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华夏族之国与汉族之国,今天的中国则是指包含中华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 　　以华夏族之国与汉族之国为中国,这是自西周以来就有的古老概念。范文澜先生曾经很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判断,认为早期的中国一词并不包含民族内容,仅仅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地理概念。然而,当时的中国总是与蛮夷、夷蛮、夷貊、夷越之类华夏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概念相对应,就清楚地表明它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如春秋时期楚王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史记楚世家》)楚成王即位时,周天子对来进贡的楚使者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此种情况到战国后期依然如此。 　　如《庄子》天下篇说: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夷貊。《韩非子》孤愤篇:夫越虽国富民强,中国之主皆知其无益于己也。这个越国又被称为夷越(《史记吴太伯世家》)。凡此皆足以证明范老论证之确。但他所说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则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秦汉以后的观念仍然是以华夏族之国为中国。如唐代孔颖达为《左传》华夏作注,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知中国与华夏是二而一的概念,二词的合一便是中华。其后历代,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均是指汉族之国。例如明清之际,顾炎武曾说:历九州之风俗,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他列举的所谓外国,有契丹、女真、匈奴、北魏、回纥等。直至近代,一般的观念依然如此。如清末的夏曾佑于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賨,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文中的中国为汉人之国,是再清楚不过了。 　　由于先秦的华夏之国和后来的汉族之国占据了最早开发且位居中原的先进富庶区域,相对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国或地方割据政权,不但位置优越,而且实力强大,所以往往被少数民族政权奉为正朔、正统,视作天朝、宗主。因此,在历史上的一些严重分裂时期(如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汉族,也仍然被地方割据政权习惯性地称为中国。如吴越王钱镠死前,嘱其后人善事的中国,即指由沙陀族所建之后唐。至于元、清两代,虽然统治者为少数民族,但却是大一统的强盛王朝,疆域囊括了全部汉族所居地区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也自称为中国。但是,在具有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观念的人们看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始终是一种不应有的、反常的历史现象。 　　所以元朝末年农民起义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到了辛亥革命之前,尽管中国久已成为疆域广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口号却又被汉族革命党人接过来继续使用(仅改一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含义全同)。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在新的形势下考虑中国的民族问题。他虽然主张民族平等,但与历史上的汉族领袖一样,仍然是从大汉族主义和汉族本位主义的立场去认识民族问题的。所以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汉民族之统一。因此,他认为元、清两朝由少数民族做统治族等于中国亡了两次国,蒙古人和满人是历史上的外国人或被汉人同化了的外国人。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中华在历史上本来是华夏之国与汉族之国的专称。 　　从地缘政治学的疆域演变过程来看,在汉族政权的疆域观念中,对于地理环境的考虑始终是一个明确的制约因素。汉族由于是一个具有高度成熟和长期延续的农业自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农业民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的目光总是专注于农业区域的。凡是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