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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人际传播角色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对返乡农民工的传播角色进行分析，相信会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弱势传播地位下的“城市边际人” 　　 　　社会学范畴内的“边际人”概念。从211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形成了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但长久以来，由于城乡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政策在农民工权益上的空缺，以及农民工自身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对缺陷，他们始终未能完全地融入城市，成为生活在其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以往的研究将他们形象地称之为“边缘人”，也即“边际人”。 　　最早提出“边际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但最早揭示人的“边际性”这一现代特征的，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在他的《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中指出，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迁徙，部分进入新环境的人成为这种变动中的“边际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他完全的归届。”对于这两个世界而言，“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陌生人”。而处于城市与乡村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势必也会成为游走在其中的“边际人”。 　　“城市边际人”的传播学解读。从传播学的角度究其原因可以看出，造成这种“边际人”角色的主要原因是传受地位的不平等。传播学理论认为，每一个传播个体都同时担任着传者与受者的双重身份，只有这两种角色能进行相互间转换，取得差不多一致的地位时，传播行为才能更好地循环进行下去。首先，从传受角色看，作为传播个体，在城市强大的传播系统前，农民工们是受者，每天都在接收着关于城市的各种信息：先进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传者，他们的边际人地位，又使得他们发出的具有影响力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处于一个集体“失语”的状态下。其次。再从传播的渠道看，传播者通过媒介的编码将信息传播给受众，受众再将收到的信息解码，并反馈给传者，进行传受角色的转换，然后信息再通过这种循环反复进行。但是在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中，由于主流媒体中信息反馈渠道的缺失，造成信道中传播的阻塞，以至于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只有城市文化大量信息的输出，却没有信息的再反馈，致使农民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正当诉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必须通过信息的接收和反馈而展开，然而农民工的这种信息传受的不均衡现象也使得其不能在城市传播系统中进行良好的互动，所以成为徘徊在城市传播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与边缘人。 　　 　　乡村传播系统中的“意见领袖” 　　 　　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被迫提前返乡。在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中，一些有着多年打拼经验、具备一定技术和知识，并且文化层次相对高些的农民工，会在其人际交往圈中对周围的人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农村的“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概念阐述。“意见领袖”是拉扎斯菲尔德首先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有关二级传播理论中提出的中心概念，用来指那些在大众媒介信息的传播中起引导和影响作用的人。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后续的系列调查补充了“意见领袖”的相关理论，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意见领袖”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意见领袖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与被影响者属于同一个阶层，容易接近，而且在某个特定的领域非常擅长，并且更多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比大众媒介产生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乡村意见领袖”的特征与传播效应：从以上的理论阐述中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相对弱化、人际传播还起着重要作用的农村，更容易形成“意见领袖”式的传播效应。而且对比城市中各行业领域的“意见领袖”。这些“乡村意见领袖”又有着自己所独有的特征。首先，与留守在农村的农民相比，他们更多地接触了城市里的先进文化，具有了周围亲戚朋友所没有的城市人生体验，并且积累了许多外界生活的知识与信息。其次，他们对大众媒介的接触更为频繁，而且还学会了运用多种渠道与手段获取信息，比如在外寻找工作时所依靠的中介机构、人才市场、电视报纸等。特别是“80后”的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们相比，他们更多地使用电脑、手机等新媒体，去城市里打工的目的已由最初的获取生活资料变为寻求发展机会。再者，出于对城市的仰慕与好奇心理，使得周围的朋友与亲戚们都对这些乡村“意见领袖”具有一定的羡慕心理，形成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个交往圈子，在互动中形成特有的传播内容：城市里的生活状况、亲身体验、用工情况、工资待遇等。在这些“乡村意见领袖”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也即“80后”农民工，他们更容易成为农村青年中的核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