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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踪”发明家 　　10年前，中国曾派出一个由18位青年发明家组成的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世界青年发明家科技成果展览会。10年后的今天，我们听说他们中除一二人还在继续从事发明外，其余的都已从中国发明界“失踪”。 　　杜宗国、陈晓阳、刘宗宪、李季贤、周林、马喜胜、殷德军、曹培生、张卫平、王健平、韩义、李国强、庞维克、罗来康、赵福安、李福田、曾烈光、岳超喻 　　他们不仅是当时中国青年发明界的佼佼者，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发明家相比，也堪称出类拔萃。 　　1985年11月，中国曾派出一个由18位青年发明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保加利亚参加世界青年发明家科技成果展览会。这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走出国门的第一个青年发明家代表团。 　　10年后的今秋，在全国青联的一次会上，我们听说这18位当年的青年发明家，除一二人还在继续从事发明外，其余的都已从中国发明界“失踪” 　　我们不禁感到吃惊。 　　毕竟，他们18人是经过国家科委和共青团中央从各地推荐的近百名青年发明家中择优选拔的。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无疑是当时青年发明界的佼佼者。按照常理推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0年后的今天应当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不至于离开发明这个行当。 　　他们现在到底在干什么？真的不再从事发明了吗？ 　　我们决定寻找他们。 　　在团中央档案室被时间尘封的档案里，我们首先找到了他们18个人的名字、当年的年龄、送展成果和工作单位。 　　和这些材料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条从1985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上复印下来的消息。这条消息说，在保加利亚主办的世界青年发明家科技成果展览会上，中国青年发明家周林、罗来康、岳超瑜、曹培生的4项发明获得金奖。和他们同时获得金奖的还有其他国家青年发明家的200多项成果。 　　据一位当年代表闭的工作人员说：那次科技成果展览会参展的成果多达1万多项。中国代表团获得4个金奖，从送展成果与获奖比例看，是各国代表团中获奖最多的。 　　就获奖最多而言，中国代表团的18位青年发明家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发明家相比，也堪称出类拔萃！ 　　庞维克的心里似乎有泪在流：“我只不过想要单位里说我一个好。” 　　我们拨通了电话，得知庞维克已调到《中国引进报》。 　　庞维克现在是该报国际合作部的总策划。穿过一条漆黑的过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和他握手的时候，有一种不相信他就是庞维克的感觉掠过心头：眼前的他头发稀疏，看上去有50多岁，令人无法把他和青年发明家联系到一起。 　　我们的话题集中在他为什么不继续在电教馆搞发明上。“不好搞啊！”他的开场白不怎么轻松。 　　从保加利亚回来，庞维克得到的并不是捧在手上的鲜花，而是铺在脚下的荆棘。先是在申报发明成果时，单位里管技术的人卡住不报。无奈之中，他通过北京市科委报了上去，结果被斥为“目无领导”。这一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后，又被人撇嘴说成是“小发明”。国家科委和团中央致函，表扬他在出国期间义务为代表团作翻译，领导在会上传达时仅说他“在外单位的活动中表现不错”，让人听着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他不务正业。其实，在“正业”上，他还获过两次全国电教教材评比三等奖。但成绩越大，挤兑也越大。不单连中级职称都差点评不上，而且还招来了莫须有的议论，说他政治上不行，连中央领导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都不去拍摄…… 　　“我只不过想要单位里说我一个好！”他幽幽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分明感到他的心里有泪在流。他想要的实在不多！ 　　1991年，庞维克离开原单位，作为一家公司的商务代表去了俄罗斯。1994年，调入《中国引进报》。 　　“你这个‘总策划’都策划些什么活动？”我们问得有些冒昧。 　　“其实……主要是组团到俄罗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了我们。 　　杜宗国很交心地说： 　　“我现在想的是尽快退休！” 　　见到杜宗国前，我们有一个错觉：他在厂里可能是厂长副厂长吧？ 　　让我们产生这个错觉的，是808厂总机的小姐。我们刚说要找杜宗国，她立马说：我这就给你接过去。 　　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让总机知道名字和电话号码而且愿意很热情地接过去的人，在单位里一定有特殊的地位。 　　见面后我们才知道，他只是光学车间的主任。 　　我们说“你在厂里知名度不小呵！” 　　他解释道：“我们厂人不是太多，再说我在这里多年了。” 　　这10年，杜宗国一直在厂里从事技术工作，似乎没有离开本行。我们问他都出了些什么成果。他想了想，说：没有什么象样的成果，只是搞了一些以订单为主的技术开发。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继续搞些发明。他答：在光学仪器方面，个人搞发明不容易，离不开厂里的设备和资金，而工厂这些年，主要是以订单来组织生产，搞合资、来料加工，全是短期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谈不上科研，有什么任务来，完成就得了。 　　送我们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突然很交心地说：“我现在想的是尽快退休，好到社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