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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政策30年成功经验 　　令人担心的是，之所以现实中还存在大量政府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产业政策被某些政府官员或者少数利益集团劫持，用以保护他们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产业政策”是一个让经济学家们十分纠结的问题。大多数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对于“产业政策”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为什么相信政府会比市场机制本身更能有效地甄别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为什么不依赖“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去自然地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而要去依靠政府来“选择赢家”? 　　 　　为什么大家怀疑“产业政策” 　　 　　这是一种合理的怀疑。但是从经济理论上来说，教科书中已经有不少经典的数学模型和理论来解释政府干预的合理陛，比如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存在“外部性”，或者存在协调失灵等等状况，并且还有足够多的实证证据表明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形并非经济学家的主观臆造，而的的确确都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学现象。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大家对“产业政策”如此怀疑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际政策操作过程。 　　首先，政府是否有能力比私人更好地判断市场失灵是否存在以及诊断问题的根源所在?其次，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发现并及时诊断这种市场失灵?再次，政府官员是否有足够的良心去真正帮助提高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借此去谋取私利或者受到利益集团操纵而为少数人服务?第四，即使是一个充分爱民的政府，它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和能力去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最后，也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成本是否低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五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产业政策就可能会失败。 　　事实上，这些考虑不仅仅只适用于对产业政策的分析。正如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指出的那样，为什么经济学家{门对于教育、健康、科研等方面的政府政策都普遍比较认同，而偏偏对于“产业政策”就有着先天性的歧视和怀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对“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结论各不相同，缺乏系统性的支持。 　　 　　中国产业发展的讨论都不可能抛开政府去谈 　　 　　如果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读相关的产业政策的案例研究，我们却经常又会觉得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很多时候都的确是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对于亚洲“四小龙”的各种产业政策的案例研究已经有很多了，其中政府所起的正面促进作用几乎无人质疑。 　　即使撇开亚洲四小龙的例子不谈，在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成功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在那些成功的具体案例中，由于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同，从而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具体形式也是不一而足，而且常常富于创造性地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但是在理论讨论中，人们却常常不约而同地将“产业政策”自动归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要更加直接和明显。这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就已经明确地体现了出来。换言之，即使中央政府的宏观产业政策目标相同，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财政结构，最后地方政府的实际产业政策执行还是可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很多公共品的供给诸如道路桥梁通讯水电医疗教育等等在很多地方本来就是不足的，而银行和土地等资源也都是国有，司法与行政独立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些约束也使得任何关于中国产业发展的讨论都不可能抛开政府去谈，这和很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之所以现实中还存在大量政府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产业政策被某些政府官员或者少数利益集团劫持，用以保护他们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几个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 　　 　　虽然有种种问题和缺陷，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那么就产业政策而言，中国经济到底在哪些方面具有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呢? 　　首先，大胆尝试、因地制宜。中国政府几十年的执政经验中，“搞政策试点”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它背后的逻辑就是承认政府不是万能的，计划与现实并不总是匹配的。在发展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成功就加以逐步推广，如果不成功就吸取教训放慢步子，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 　　正如很多产业政策案例所揭示的那样，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所面临的约束性条件经常是不―样的，而可供选择的政策选择集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成功的产业政策经常是特定于当时的具体隋况的，如果盲目地认为必然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产业政策的“圣杯”，然后进行教条化的执行，结果往往是徒劳和失望。 　　其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