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准宗教”特殊效应.docVIP

中华文化“准宗教”特殊效应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方家一起探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其现实价值。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强烈的宗教色彩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准宗教”的特殊效应。 　　西方从宗教神学的帷幕中走出来，看到人性自身放射的光辉，只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世俗化的过程，人们关注的焦点由“灵魂”转向“肉体”，从“天国”转向“人间”，这样才建立起“人的尊严”。但是，由于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两极化，很难使“人性”这一根本的问题得到最终的圆满解决。宗教说，人是上帝的影子；科学说，人是有机生物机器。当本世纪初德国哲人尼采说“上帝死了”以后，理性、反宗教的西方知识分子们都莫名其妙地产生了无家可归的惆怅。“人究竟是什么？”他们又在这一亘古不变的难题上陷入困境。 　　 　　神人区隔与道法自然 　　 　　中华文化很早就开始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尊严”。春秋末期，儒家先师孔子就提出“以仁修身”。“仁”寓含于人性，是人的最高道德精神，其源在“天”。这个“天”是指给每个人以最初“善性”的自然。道家也是如此，其价值之源是“道”，指的是自然之中蕴孕的一整套规律体系，这与孔子所言的“天”差别不大。 　　中国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把作为“天”、“道”的“自然”拟人化，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并与“人的世界”截然区分开来。中国人将“天”、“道”的“自然”视为一个抽象的道理，一套不用证明就千真万确的规律，而且和人间社会是紧密相连的。“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离不开“道”。人活着其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不同的生活经历中，将那些先天的道理与普通平凡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即使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大规模传入，其“真谛”、“俗谛”的两极世界也抵挡不住中华文化的现世精神，最后不得不变形为“担水劈柴无非妙道”的中国式的禅宗思想体系。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没有走上，也无须走上外在寻找精神依托、将自然界视为自己要征服的敌人这条纯粹宗教的道路，而是走上“自省、内求”之路。孟子说：“尽其心者如其性，知??性则知天。”这是一条不断加深的心理体悟过程：“心”是一种主客观世界合一看待的精神状态，“性”是人特有的精神价值的自觉能力，“天”是万物存在及相互关系的法则。内在的体悟是每个人自身的修养，不需要神父来指导，不必向别人忏悔，求取精神慰藉。所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中无系统的教条必须遵循，也不必依附于有组织的教会，甚至象征性祀祖祭天仪式也不重要。儒家教人“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自得其意”，禅宗要人“自悟”。这种不笃信上帝的“启示”，而凭内心“自觉”追寻人的精神价值的方式，恰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西方人追求终极精神关怀要靠教堂，中国人却是在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中升华自己的精神价值。 　　 　　中华文化“准宗教”的五个面向 　　 　　中华文化的“准宗教”性质首先表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把自然界视为与人的生命息息相通的拟人化存在。先秦哲人惠施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汉代哲人董仲舒称“天副人数”，即自然界的万物存在犹如人的身体一样。人与自然成为一体的中介是“气”，万物都是“气”所化生，按阴阳五行分做不同种类。“气”是有生命的，但又不是单纯像西方宗教理论中的“心”、“物”二元中的哪一个。中华文化确信自然界最大的品质就是孕育生命，万物都是“气”聚散生化的，而且无穷无尽。这样一来“气”充斥宇宙，根本没有了“上帝”或“神”的位置。在民俗习惯信仰中，“神”也是多样的，曲折地反应人间的等级。人是万物之一，不过他具有“心”，可以为万物定立一种精神的状态。因此，便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意志贯穿于万物的变化、生育过程之中。农夫可以耕耘育谷，工匠可以役物成器，圣人可以引导百姓处好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正因为自然被看作与人同体，中华文化强调敬天崇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也要利用自然资源求生存，“利用厚生”、“开物成务”，但这仅是“尽物之性”，顺应万物自身的特点。所以，中华文化着重于和天地万物的协调共存，而不是像西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单纯地去掠夺、征服。 　　中华文化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同样具有“准宗教”的色彩。生物崇拜的社会化――孝；血缘宗法的政治化――礼；集团利益的道德化――义。人与人的关系被称为“伦”，表示一层层的亲疏秩序。孟子曾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是以个人为中心衍生的，关系不同则维系的原则不同。五伦把父子关系放在首位，强调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三国时，魏国国君曹丕设宴，席间问道，父亲和君王有重病时，仅有一丸药可救一人，是救君还是救父？在座的宾客议论纷纷，擅长史典的邴原正色答曰：救父。他强调父子关系是天地所予，子救父符合“孝”的原则。“孝”源于对祖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