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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中华商业文明发祥地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史的许多第一。 　　 　　关于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就是能够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指导思想和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化制度的总称，包括商业制度、商业精神、商业建筑、商业设施、商品等诸多方面。 　　河南作为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几千年来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商业文化内涵，成为中华商业文化的精髓。在十七、十八世纪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在世界商业历史上就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世界商业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摇篮之一。 　　 　　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徒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他不仅能做官，还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15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诞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 　　河南的商业文化源远流长。其一，商业根源来自商族。汉语中作为“商业”“商人”意义的“商”字来源于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而先商活动于豫北、豫东；早商、中商定都于豫西、豫中；晚商定都于豫北。可以说，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业、商人之名起源于河南。其二，商业繁荣于先秦时期的河南。“弦高犒师”、“郑人买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待价而沽”、“陶朱公”等商业典故均出自先秦时期的河南。其三，商业发达于汉唐宋。东汉、北魏、隋唐的洛阳城，商业极为发达，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贸大都会，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均详尽直观地描绘出开封城当时繁忙的商业图景。 　　除了拥有上述商圣群体外，河南还存留下来大批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虽然默不作声，但同样向我们讲述着商业文化的辉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出现在商代的河南，最早的车马实物和道路遗迹发现于河南安阳，最早的货币贝币发现于商代。此外河南还有四大商埠重镇之一的朱仙镇、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商业神话巩义康百万庄园等众多值得称道的商业遗迹。 　　 　　厚德载物的中华商魂 　　 　　历史上的豫商人物如璀璨繁星，在中国商业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们开创的经商哲学、经营理念、商业法则，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活水源头，其有关市场行情预测、经营决策、商业道德、经营者素质的思想对古代传统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今天的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养分。 　　中国第一位商业理论家计然提出，经商要关注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的规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在进出货物时要“贵取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还提出物价升降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不出之左右。白圭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认为经商如同“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经商如同作战，要有谋略，有章法。他说：如果有人“智不足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就是说，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素质，富于决断和权变。范蠡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基本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具有极好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思想，是白圭对中国商业发展的最大贡献，也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推崇的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道理看似浅显，但依然是今天商业思想体系里最基本的理论。范蠡的“经济循环论”、“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平粜齐物价格理论”，至今仍闪耀着先秦经济学说的熠熠光辉。 　　从弦高、范蠡、子贡、白圭等杰出的古代豫商身上，可以领会到古代豫商的文化和精神： 　　一是目光远大。与其他地域商人的目光局限在经济空间里不同，古代豫商的目光则远远超越了经济空间，纵横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后来走上政坛，成为秦之相国，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