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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产品分配论财政思想和实践意义 　　中国财政学领域的剩余产品学派，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剩余产品分配论认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围和数量，不取决于国家或政府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切地说是既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剩余产品。财政，是独立于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之外的社会代表机构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的分配。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分配方式依赖于生产方式。税收依据的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即提供国防外交等公共物品的职能。税收规模应限于剩余产品规模m，即不得侵蚀必要产品v，侵蚀v甚至c者无异于自取灭亡。该学派创始人财政学家王绍飞，以及剩余产品分配论追随者刘溶沧、李茂生、马国强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薪火相传，耕耘不辍，在中国财政学领域，这一学派可谓影响深远、桃李芬芳、旗帜鲜明。不过财政学界以外对这个学派的财政思想仍然知之不多。 　　剩余产品学派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围绕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个财政学理论学术流派。剩余产品的概念脱胎于剩余价值的定义，是与社会主义企业配套的经济学概念。“社会主义企业是在关心工人群众生活、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和健康、不断改善劳动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地、科学地组织生产过程，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来增加盈利”。王绍飞曾经提出一个大胆的央行、财政、纪委分属人大、国务院、党中央的三权分立的改革设想，以便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建立新型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分权才能形成制约，具有自控能力，这是实现政企分离、增强企业活力的前提”。“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要以能否调动人们生产劳动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作为衡量其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 　　剩余产品分配论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为满足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的分配过程。与此相反，其他学派如国家分配论则主张财政的分配范围是社会总产品，即整个GDP，覆盖c+v+m，甚至可以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因为税收依据的是国家权力，征税权就是毁灭权。从方法论来看，国家分配论描述了税收曾经是怎样的，而剩余产品论阐述了税收应该是什么。税收增长要适度，财政收入不是越多越好，横征暴敛不是税收，是自取灭亡；政府职能机构的乱收费也一样，应当坚决杜绝。因此，王绍飞等在改革开放之初“分灶吃饭”的时候就非常急切地呼吁要统一财政管理权，规范财政收入形式，限制财政收入规模，“彻底废止上层建筑机构自谋生计的创收政策”。之后在推动分税制和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剩余产品分配论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学派不仅着眼于财政收入规模，也重视财政收入结构的研究，一贯主张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分税制。在保障中央财政正常执行其经济职能的前提下，要加强地方财政的职能。财政“集中资金不能损害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主权，影响地方和企业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在税收理论研究中，为了深入揭示税收关系运动的客观规律，要尽量克服历史局限性，摆脱现行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局限性”。 　　剩余产品分配论者一般认为，以商品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符合目前阶段的中国国情。对于不顾初级阶段的国情片面强调直接税的“公平”作用者，王绍飞等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剩余产品分配论者十分重视“税法要具有公平性”，同时强调必须具备课税公平这个前提，税收的公平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公平是所得税的条件，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剩余产品分配论学派不主张过早转换到以直接税为主税的税制，税制的结构调整应顺其自然，顺乎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对于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便大多数人都交税从而产生普遍的纳税意识等观点，剩余产品分配论者坚决反对，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宜窄不宜宽”，无谓地扩大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不明智的。滥用税法是对税制最大的破坏。王绍飞十八年前说过的话如雷贯耳，现在可以再次直接引用，“纳税意识是一种法治观念，要在税制约束下才能形成。没有健全的法治，不坚持以法治税，根本不会产生纳税意识即自觉守法。认为征税就能产生纳税意识是税盲语言。” 　　剩余产品分配论认为，税收规模应限于剩余产品规模，但并不忽视财政的经济调控职能。该学派一直在宣传，国债与财政赤字具有不同的性质，公共信用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国债可以协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调节需求结构。“把国债与一般财政收支分开，有利于保持财政收支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国家信用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制衡机制。研究国债负担率和国债依存度很重要，研究国家信用的发展空间更重要。“国家信用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用的接合部，既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财政经济的组成部分”。利用国债资金支撑周期性支出，实现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是十分经济的财政管理方式。因而在剩余产品学派看来用于基础设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