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制度与礼治精神中国社会学网.pdfVIP

社会学研究 灌溉制度与礼治精神 ——晋水灌溉制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亚辉 提要：晋水灌区自明代以来就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灌溉管理制度，该 制度由渠长甲制和轮程分水制度两个部分组成。从明代晋王府军屯进入晋水 灌区以来，晋水灌溉制度几经变迁，直至难老泉断流，整个制度彻底废止。 这个延续了近七百年的灌溉制度一直是靠着乡土社会的礼治精神来支持的。 这一礼治精神主要体现为“ 崇始报本” 、“盈科而进”和“本乎人情”等各个方 面。士人政府、士绅和宗族在一次次用水冲突和水利变革中维系着灌溉制度 背后的礼治精神。 关键词：灌溉 军屯 渠长甲 轮程制 礼治 晋中盆地的晋水流域虽然地域不甚宽广，但历史上水草丰美，不 单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疆域，同时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 族之间的门户，也是历代王朝必争的军事重地。晋水发源自晋祠水母 楼下的难老泉，史上声名显赫，但如今难老泉已经断流多年，当地的 稻作农业基本上只能靠废水灌溉来维持。实行了 700 多年的晋水灌溉 制度已经被一套以高灌站为核心的污水灌溉管理体系所取代。 近年来，围绕晋水流域的水资源问题，社会史、民俗学和人类学 等领域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行龙利用人口、资源、环境的经济学框架 来研究晋水流域（行龙，2001 ，2004 ，2005 ）。赵世瑜则特别关注晋 水流域水资源分配的机制（赵世瑜，2005 ），他着重分析了汾河流域 的几个“分水”案例，揭示了在一个区域性的、超地方的空间里，人们 如何对待公共资源，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利用各种权力和象征。沈艾 娣（Henrietta Harrison ）主要是用道德经济的概念来分析当地的水问 题（沈艾娣，2003 ）。她利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晋水系统的水案纷争和 信仰仪式。沈艾娣将研究的焦点锁定在官方与民间的道德体系的冲突 1 社会学研究 上，前者更注重儒家的正统话语，重义轻利，强调协商；后者则重利 轻义，更偏重于使用暴力。三位学者的文章都是以山西晋水流域为背 景的，共同强调了水作为社会的关键资源被配置、争夺和使用的机制， 其中涉及到宗教崇拜、水权界定和道德经济等多个层面。总体来说， 他们都是把水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并从一种可以笼统称作“个体主 义”① 的理性出发展开论述的。晋水的灌溉制度因而看起来就是地方政 府、士绅、王屯、宗族等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2006 年我到山西晋祠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晋水流域十几 个个村落之间盘桓八个多月。在当地人的讲述、仪式和文献中我看到， 难老泉对当地人来说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灌溉水源那么简单，难老泉 所承负的历史记忆、神话传说、道德意义以及仪式体系，不单是灌溉 体系得以组织起来的根本依据，甚至也是当地全部历史的主线——灌 溉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和冀朝 鼎的中国研究角度看来，灌溉研究即是要汉人社区的整体（张亚辉， 2009 ），而这一整体性则又不是精耕农业的产业形态所能尽，而是要 到作为汉人社会之总体文化呈现的礼治精神当中去认取（李安宅， 2005 ：3-5 ；费孝通，1998：48-51 ）。 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以晋水北河灌溉制度史为例，探讨这一传 承数百年的民间用水制度与礼治精神之间的文化关联，并从历史人类 学的视角对以资源分配为着眼点的经济制度史研究有所补充。人类学 的汉人社区研究的一大困境即在于其思想史的整体要远大于具体社 区经验的整体，本文拟从对地方思想史的描述来尝试克服这一困难。 也唯有看到具体社会的思想史的微言大义与制度史的纤毫秋末之间 的内在关联，才能既避免对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穿凿阐释，又不必拘泥 地方文字而失去对调查对象的同情的想象力。 作为一项以已经废止的制度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本文所依赖的 资料大部分为地方历史文献，并注重从口述的角度对这些文献进行考 订和理解。② 与社会史的研究不同，我并非以水利制度的复原为己任， ① 关于“个体主义”的具体含义，请参见路易·迪蒙（Louis Dumont ），2003：22 。 ② 晋祠难老泉是晋水灌溉的最主要水源，从宋代以来，晋水的灌溉制度几经变革。晋祠水利事 务遗留下来的资料中，比较权威的记录是清末赤桥举人刘大鹏留下的《晋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