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以三种策略选择为例.docVIP

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国家认同分析——以三种策略选择为例 国际政治系 郭柱成 [摘 要][关键词]　　世界上有些国家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单一民族的”。冰岛和葡萄牙也许是欧洲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在这些国家中，国家的边界或多或少与民族的边界相符，至少在没有其他“内部民族”——即，没有那些认为自己是不同的民族并把国家领土的某个部分当作其民族家园的历史群体居住在国家领土之内——的意义上是如此。单一民族国家十分少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的”。它们包括一个或更多民族在内，因此往往面临竞争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建构谋划。 　　多民族国家中的涉及的复杂性。在单一民族的情形中，虽然保守主义者和革新者就其共享的民族认同的本质存在分歧，但他们至少赞同国家是解决这种争论的适当论坛，而且国家应该表达并保护民族认同。相比之下，在多民族国家中，我们不仅对于各民族群体内部如何定义其民族认同有争论，而且对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争论。那么，国家应该表达并保护哪一种民族认同呢? 　　这里存在一系列选择。对国家来说，第一种选择是表达主流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群体，或者至少将他们归到私人领域中去。实质上，该策略意味着试图将多民族国家变成单一民族国家。 　　采纳第一种策略，这可以在许多基础上得到证明。将多数群体的民族认同强加给少数民族一直被认为是政治稳定所必需的，或者被认为是因为少数民族不忠诚而构成了一种安全威胁。此外，少数民族有时还被说成是文化落后的，因此，他们被同化到主流群体之中，乃是其自身利益之所在。在有些情况中，国家完全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或是认为，他们实际上属于多数群体的成员，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其“真正的”认同失去了联系。或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政治自主和文化生存的诉求，已经通过与之有血缘关系的邻国而得以满足。在许多情形中，真正的理由只不过是剥夺少数民族的土地和资源，从而使主流群体变得更加富有的欲望罢了。 　　不管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历史上都试图通过各种民族建构政策来强行推行多数群体的民族认同。其中包括采取某些公民资格政策，这种政策优先对待主流民族群体的成员，并使得掌握多数群体的语言成为融入社会的条件;集中政治权力以避免少数群体能够地方自治，通过语言法，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在工作时使用多数群体的语言;创立传播多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媒体、标志、假期和博物馆;采取以多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教育政策;以多数群体的语言去服义务兵役制，等等。所有这些政策都旨在鼓励或迫使少数民族同化，如果他们不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话。 　　，同化主义的民族建构策略现在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该策略既不可能导致稳定也不可能导致安全。相反，它会带来“反抗性民族主义”，即，少数民族会为了保护其语言、文化和自治制度而战，有时就是暴力抗争。这可能使少数民族要求一种亚国家的自治甚至脱离而不理会法律上的规定，如摩尔多瓦就是如此。 面对反抗性的少数民族主义，国家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使冲突逐步升级，要么商讨一种能够容纳“亚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面对这个选择，大多数西方国家在20世纪选择了容纳，因而承认了它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 　　这就是第二种策略：国家可以试图对所有内部民族的认同(多数民族的认同和少数民族的认同)给予平等的公开承认。该策略意味着国家在推进多元的民族认同。 　　该策略往往以“多民族联邦制”的形式而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创立一个联邦或准联邦的亚单位，在其中，少数群体可以构成地方性多数，因而能够行使有意义的自治。此外，该群体的语言也往往会被承认是正式的国家语言，至少在其联邦这个亚单位内，或是遍及整个国家。 　　第二种策略——通过某种多民族联邦制形式而承认业已存在的民族认同的多样性——已成为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主要方式。然而，这一策略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的许多地方尚未得到拥护。相反，它遭到强烈的抵制。苏东剧变之后，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采取类似于19世纪法国模式的多数民族建构计划，限制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并废除少数民族的自治。 　　与在西方一样，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情况引发了反抗性的少数民族主义。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不是通过容纳而是通过使冲突升级来回应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成为单一民族国家之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国家愿意诉诸暴力甚至国内战争，而不是承认少数的自治诉求。 　　虽然第二种策略是西方国家的趋势，但它有自身的困境。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范围、少数民族自治的界限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话题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西方的经验说明，人们可以民主地处理这些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 　　然而，即使我们解决了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问题也仍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