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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中责任与行为选择 　　【摘要】新古典经济学和标准博弈理论常常不能解释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和努力不匹配的问题。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类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系统的偏差,个人选择经常违背利益最大化原则。社会偏好,如责任、公平和互惠等在决定雇员工作努力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成功地解释了众多实验博弈的悖论,而且正被运用到许多用传统自利人模型无法解释的人类经济领域。本文试图根据已有的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成果,以责任为主要线索,论述社会偏好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偏好;责任;行为选择 　　 　　责任(responsibility)作为社会偏好的重要方面,在决定员工选择时起到重要作用。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责任的研究,远远不如对公平(fairness)和互惠(reciprocity)充分。一些研究社会偏好的实验,或将责任作为公平或互惠动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或将责任当作分配决断力来研究。Marc Flerubaey(1995)认为,责任的定义是“基于控制或基于授权”的。基于控制的责任是指将责任分配给某个代理人,使他拥有完全控制某个特殊变量的权力。某人是否负有责任,依赖于他是否控制了某个变量,而改变责任大小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控制程度。总的来说,就是指代理人要为所控制的变量负责。基于授权的责任,使得代理人获得完全控制某个变量的权力,并且授权的组织不再为最终的结果(outcome)投入资源,即代理人要为最终结果负责。因此基于控制的责任也可被称为要素(factor)责任,基于授权的责任也可被称为结果责任。由此可见,与要素责任相比,结果责任赋予代理人的实际控制权更大。 　　责任在行为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责任扩散效应(responsibility-diffusion effect, Darley and Latané 1968 and Latané and Steve Nida 1981)表明,若有其他人在场,人们便感到自己的责任减少,因此面对不当行为也较少出手干预。之后许多博弈实验都验证了这一结论。如Gary Bornstein 和Ilan Yaniv (1998) 、Christopher Robert 和 Peter Carnevale (1997)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群体与个人相比,表现出更少的慷慨。James Cox (2002) 发现,与个体相比,群体会表现得更加不可信。Jason Dana, Roberto Weber 和 Jason X. Kuang (2007)发现,在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中,群体表现出更少的慷慨,并且当独裁者发现有随机因素(random factor)减少他们对最终结果的控制时,他们也会表现出更少的慷慨。 　　在礼物交换实验(gift-exchange experiment,Fehr et al,1993)的基本框架下,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对责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Gary Charness(1998)提出了“责任削弱效应”(responsibility-alleviation effect)的概念。责任削弱效应表明,将责任转移给外部掌权者会削弱导向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当感觉自己对结果承担全部责任时,个体的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为验证他的假设,Charness借鉴了礼物交换实验设计了一个模拟劳动力市场。实验设计大致如下:随机抽取被试,将被试平均分为两组,分别扮演“雇主”和“雇员”,每期由一名雇主随机和一名雇员配对,共进行10期。10期中存在两种工资分配机制――外部随机过程决定或雇主决定,雇员在知晓自己的工资决定机制后立即报告自己选择的努力水平。通过多期的实验和数据分析,Charness得出结论:当员工认为雇主为自己的工资承担分配责任时,努力水平更高。后来在同样的实验设计框架下,Charness(1998,2000)通过修改工资分配机制(随机过程VS第三方干预),又验证了当工资分配的责任由随机过程而不是第三方承担时,雇员表现出更多的慷慨,即提供更高的努力水平。Ramón Cobo-Reyes, Natalia Jiménez, Juan A. Lacomba 和 Francisco Lagos(2009)进一步深化这项研究,在标准礼物交换实验的框架下进行修改,引入了雇员自己选择工资的工资分配机制,即雇员对自己的工资承担结果责任。在标准经济理论中,雇主是不可以授权雇员自己选择工资的。但他们大胆假设,当雇员对自己的工资承担结果责任时,他们会付出更高的努力。通过修正的礼物交换实验,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假设――当雇员自己选择工资水平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慷慨。 　　需要注意的是,礼物交换实验主要考虑第三方直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