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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经济时代政府角色 　　万新恒，1972年生于湖北、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2000年即出版了《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成为当年全国畅销书；2007年，他结合工作实际，又推出一本新书《玩经济：数字娱乐拷问中国》。七年前的那本书准确预测了信息化大学在中国的兴起，而万新恒希望手头这本书能够同样准确地摸准数字娱乐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登陆中国的脉搏。 　　就在万写作的过程中，2006年10月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发一篇题为“山西方山县委书记关闭县城网吧引争议”的报道，引来广泛关注和争议。该报道叙述了这样一件事：2006年3月14日，一个网瘾少年的求助信送到了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张国彪的手中，信中讲述了自己上网成瘾的过程和网吧的危害。收到此信，经过实际调查后，张国彪决定在全县彻底解决网吧问题，给孩子们一个交待。于是，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该县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县的网吧进行了严厉的清理整顿。铁腕整治的结果是，到5月底，网吧在这个吕梁山区深处的小县城彻底消失了。 　　 　　这则新闻让已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区长助理兼发改委主任的万新恒感触良多。与写《信息化校园》的时候不同，万现在已经是一名政府公务员。身份的转变，让他在思考科技和经济的跨时代变迁的问题时角度不太一样了，比如，现在他会想：在面对一轮新的经济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契机时，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县委书记关闭网吧”事件难道不是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数字娱乐对政府行政提出了新课题吗？ 　　 　　文化上的缺范 　　 　　“玩物丧志”这句俗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玩”，其实一直持有一种相当怀疑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却未必合于现时代。随着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玩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玩”对于国民福祉的价值日益凸显，如今到了为“玩”正名的时候了。这方面，政府应在其中发挥引导者的角色。 　　关于政府对数字娱乐或玩经济的态度，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为推广本国动漫产业走上街头，扮演成卡通形象，并笑问大众“看我卡通不卡通”？ 　　无独有偶，将作为民主党提名人参加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前弗吉尼亚州长马克?沃纳（Mark Warner），2006年8月底在风靡欧美的网络游戏Second Life(“第二人生”)上用自己的虚拟替身召开答辩会，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这些看似个体的行为实际上表现出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政治家对于“娱乐”或者“玩”的接纳态度，而这一层面的认可将是对这一新经济形态从公共政策上加以考量的前提。 　　诸多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关注娱乐和“玩”带来的巨大经济能量。 　　万新恒认为，比如从“国民幸福指数（GNH）”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玩经济”所产生的价值，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思路。GNH最早是不丹王国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1970年旺楚克国王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3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美国、英国、日本都开始类似的研究。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也向“两会”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我国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把“幸福”提高到如此高度，或许也会相应提高“娱乐”或者“玩”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从而激发人们更多地精神生产，提供更多的与“娱乐”和“玩”相关的产品。 　　但是，这也可能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幸福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并通过个人追求“社会认可的幸福”的激励机制再强化到我们的文化中，如此相生相成。所以仅仅是幸福指数的推出本身，或许能够证明我们还不够幸福，但却并不一定能够再造日趋拜金主义的幸福观，也就不一定能够达到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玩经济的目的了。 　　而在文化再造上，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切实的机会值得尝试。 　　比如，文化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就倡导说：“国际劳动节本应是庆贺劳动的节日、也应该是劳动者享受休息权利和享受劳动成果的节日。但直到现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的劳模们在劳动节仍然不肯或不能休息，仍然无法‘玩’起来。为了发展我们的‘玩’文化、‘玩’经济，也为了真正体现大家都应有的‘玩’的天性和权利，应当请我们所有能够出来玩的教授、劳模和政府领导率先垂范：当节假日来临的时候，尽可能放下手边的工作，和普通民众一起，和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上一阵！” 　　或许是时候将黄金周的开发重点，从创造多少